《明升体育app时报》2008年11月7日发表了王长乐先生题为《高校收费政策应更加趋于合理》的文章，写到一位年过五旬的父亲，为了筹集儿子大学学费，每天干3份活儿，累死在工地上。事实上，此类事件远非个别、更非孤例。子女考上大学，家长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自责以至于自杀的相关手机版媒体多有报道。
由此自然引出两个话题：目前我国高校学费是否偏高？高校学费究竟应该如何确定？
对于高校学费是否偏高存在不同意见。相当多学生、家长抱怨，读一个大学花费至少五六万元，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工资也和普通民工差不多，低于很多技术工人。政府部门、高校则认为，高校办学成本开支很大，生均培养成本很高，很多高校包括较为有名的大学入不敷出，学费其实并不高。
事实究竟如何？不妨用数字说话，用于描述公立高校学费对受教育者经济压力的一个常用指标是学费占年度国民或者家庭年度平均收入比例。1989年高校学费平均大约190元，是当时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376元的14％。现在全国高校学费普遍在4000～6000元之间，艺术等专业达到10000多元，加上衣食住行等基本开支，对于我国近80%的农村家庭以及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家庭来说，经济压力巨大。
令人困惑的是，近年来各方面关于高校生均培养成本说法不一，甚至出入较大。
2004年《市场报》报道某政府部门核算的大学生生均培养成本为4000～5000元。笔者在CNKI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到有四川学者测算，高校生均培养成本为7000～8000元。教育部官方版本有两种：一是2004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称培养一个本科生一年要4万到5万元；二是2005年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理工科和文科人均培养费分别为每年约1.5万元和1.2万～1.3万元。
长期以来，公立高校财务数据透明度很低。笔者2007年11月在广西高校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高校教职工如非工作关系，对本校财务收支情况普遍处于不知情状态，更遑论校外人士。罕见的一个例外是香港富豪李嘉诚出资建设的汕头大学，该校2002年以来聘请校外会计事务所对本校财务进行审计，并对教职工公开结果。
在真实财务数据没有公开的情况下，各方面各说各话，高校生均培养成本与学费只能是糊涂账一笔。
大学学费是否合理的终极标准不是由高校，也不是由某个政府部门来确定，而是必须以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多数普通家庭是否能够承受，简单地说即普通老百姓是否读得起大学为判断高校学费是否“合理”的第一标准。
之所以用“多数中间水平家庭”而不是以“全部家庭”作为计算范围，主要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如果采取“所有家庭”的收入数据计算人均收入，那么所得到的平均值会削弱甚至掩盖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实际情况，由此制定的学费占家庭收入或者人均收入比例会偏高，中间家庭、贫困家庭压力会不合理增大。
美国20世纪下半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Bowen H.R曾提出高等学校成本最大化理论。Bowen指出，高校成本越高，提高学费的理由越充足，由此可增加收入。所以，高校不但不试图使成本最小化，反而有使成本最大化的冲动与倾向。
这一理论在我国同样有效。不少高校把一些与生均培养毫无关系的费用也计入办学支出，媒体曾经曝光山西某高校洗脚费居然也堂而皇之入账，如此计算得来的生均培养成本，何以令人信服？如此这般，高校学费不高反而奇怪。
在科研支出不纳入生均培养成本的情况下（因为主要讨论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教学型高校本专科层次高校生），即使政府不对高校拨款、高校完全自收自支，在一系列合理办学投入约束条件下（比如满足教育部评估条件），按照收支平衡周期为30年进行计算，公立高校学费（含住宿费）不应超出高校所在省份处于中间收入水平家庭之人均收入的70%。
由此观之，即使反过来，不是由学生而是由政府只负担人均培养成本的25%，那么大多数公立高校学生学费也不应超出高校所在省份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收入的45%，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学费包含住宿费。
在具体应用本设想时，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对于地方高校，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进行讨论最为适宜，全国重点大学学费自然按照全国人均收入情况进行比例确定。此外，还应当考虑专业以及不同学校的区别，不能搞一刀切，且政府必须投入足够经费，保证高校贫困生贷款及时、足额到位。
（作者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明升体育app时报》 (2009-1-16 A4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