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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乐：拨乱反正、齐心协力及对“十七年”的恢复 |
| ——改革开放30年高等教育精神历程反思之一 |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是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标志。其时的拨乱反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于促进了招生制度的改变，更在于促进了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育制度的整体性改变。恢复高考制度既从实践的角度宣告了建国后一直游荡于高等学校头顶、并不时冲击学校正规化秩序的“教育革命”思想的终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教育革命”思想中裹挟的、轻视知识及知识分子价值的反智主义意识和观念，开启了新明升官网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
在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不仅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习风气极其浓厚，而且全社会的学习风气也空前高涨，其时流行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更像是从人们心灵深处喷薄而出的精神呼号，将经历了10多年知识荒漠和精神空虚的学生和教师紧密凝聚在一起，形成了明升官网高等教育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全民学习热潮。与社会风气的空前纯净一样，大学中的人际关系也分外密切，老师和学生，教师与领导，大家都齐心协力于如何抓紧时间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水平，当时的“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无疑是大学师生的共同心声。北大学生举起的“小平您好”标语牌，可以说是对这种心声的生动诠释，也是对党中央恢复社会公平、正义行为的肯定和支持。
然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在于，如果只有简单化的恢复，而没有与之配套的观念更新和制度改革，预想的“恢复”则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恢复过程中新思想和旧思想、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博弈，文明和愚昧、自由和专制观念之间的抵牾，都会使高教形态变得复杂，意义和价值受到削弱。而出台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些高校中进行的《高校（党政分开）体制改革》试点，都表明人们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上具有基本的共识，从而保证了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
综观这个时期的高教精神形态，可见有这样一些明显特征：一是改革开放初期高教中的拨乱反正活动，面对的是“文革”中“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胡闹现象。由于这种现象既破坏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又摧毁了教育的精神和品质，使不少优秀的教师被排挤出教育领域，大部分学生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使“教育不教”，人神共愤。对其纠正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同，是顺人心、顺民意的功德之举，因而在“恢复”中能够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二是恢复高考后形成的暴风雨般的学习热潮，虽然随着学生年龄的降低在开始减退，但其形成的影响还习惯性地在发挥作用，因而这一时期高校中的学习风气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浓厚的。但由于受“反右”、“教育革命”、“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体现教育本质和规律的教育主体意识还只是处于苏醒的水平，没有在高教的思想方面引起争论，高教的活动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恢复性活动，高教内部没有出现明显的思想冲突。三是其时社会领域中的思想及文化风波，并没有完全波及到教育领域中来，没有对教育的进程造成大的影响。但随着高校生源转变为比较单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高教体制性的“大锅饭”矛盾及“他主性”矛盾都逐步地暴露出来。特别是教育秉持的基于“社会需要”的工具性目的，与基于教育本性的自由、文明、理性特征之间的矛盾，开始通过教育管理、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等途径表现出来，使教育思想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四是这种“恢复”活动还有一个人们曾普遍忽视的作用，就是其时开始的对我国早期大学精神和制度的追溯和弘扬，开启了在建国后公开讨论和追寻本真大学精神和理念的历史，并且还逐步地演变成了教育理论界中一些学者追求真的大学制度和思想的精神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也就是在“老三届”们离校以后，高等教育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时期，高校中的精神形态出现多样化形态。一方面，学生的学习自觉性逐年降低，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减弱，高校需要通过加强管理来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另一方面，简单化的“恢复”使高校体制缺乏包容新形势下教师和学生精神需要的空间和能力，致使高校中的一些基础性、体制性问题开始暴露出来，造成了高校制度、文化与高教发展趋势的内在紧张。比如，传统的大学管理制度及观念与教师、学生精神自由需要的问题，“文革”后的教师教学、学术水平普遍偏低的问题，“统包统分”体制下学生学习积极性缺乏问题，以及社会上开始出现的“走后门”、“关系网”等不正之风对高等教育精神侵蚀等问题，都促使高校中风气变得浮躁而功利。
为了稳定高校中的形势，各高校都普遍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然而，这些管理和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既有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又混杂了一些“文革”中的意识和观念，因而难以在学生的心理上产生共鸣和认同感，其精神性隔膜和分歧，导致教育领域中出现较为普遍的以言行脱节为特征的双重人格现象。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有些毕业生接收单位拒收毕业生的现象，更使这些矛盾逐渐地公开化，也使在历史中形成的大学神圣招牌及大学生“天之骄子”地位受到挑战。所以，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在内的一些政策（当然其功不可没），在出台时是“当机立断”或“纠偏性”的，因而在落实的过程中，就难免会具有“走一步看一步”的权宜性质，而缺乏整体上的全面性和周全性。又由于高教体制的一些问题是基础性和先天性的，对其克服远非“恢复”活动所能解决，因而高教即使在恢复时期，也是处于一种问题和成就、理性和情绪、进步和退步交织的复杂境地的。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明升体育app时报》 (2009-1-23 A4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