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3月4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谈当前大学生就业，他说：“我们经常说，大学生就业存在专业设置和社会需求之间、大学生实践和动手能力与企业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之间、大学生就业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些历年都留下的问题，在以往，这些问题可能处在主要的位置，但是今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这些问题都退居次要。”(人民网3月4日)
顾海良代表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位大学领导近日与我的交流，他说：“他们马上都毕业了，你们建议对学生进行职业发展指导、开展创业教育、注重人才培养定位，这些都来不及了，能不能说点实用的？当前大学生就业关键在于为学生想出路，远水解不了近渴。”
顾海良代表和这位校领导的话都有道理，也看得出他们确实为毕业生就业揪心。可是，他们的话，给我似曾相识之感——这么多年以来，每到毕业生就业时，一些高校领导不就这样说么：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毕业生的出路，需要做“短线”，而不是“长线”。事实上，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在笔者看来，过去8年来，从政府到学校，一直以“救急思维”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困难，总是应对当下之急，导致深层次的矛盾不但没得到缓解，反而加剧，直至积重难返。
2002年，1999年扩招之后的第一批专科生毕业，毕业生人数一下子从上年的115万扩大到145万。当时，有专家针对就业形势 ——2003年的毕业生将再增67万——建议高校放缓扩招步伐，注重培养质量、开设学生就业指导课。可是，几乎没有任何高校接受建议，不但继续扩招，而且跟风开设一大批听上去时髦、却不需要太多硬件设施的专业，还借势专升本、改校名招揽生源，而系统开设就业指导课程的学校也寥寥无几。
一边是扩招、发展学科、专业，一边是就业难。每年应对就业难，政府部门和高校的“救急”措施大致有三：其一，扩招研究生。在大学毕业生人数的第一个高峰年 2003年，国家决定研究生扩招35%，次年再扩招22%。2005年，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就已超过100万，让很多高校实现了“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梦想，也让研究生质量严重下滑，迅速贬值。
其二，鼓励大学生去基层。每年就业之际，各高校都会鼓励大学生志在四方，去不发达地区，这本是一个好的思路，可是却以救急的态势出现，缺少长远考虑，高校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基层单位完成大学毕业生的“接收”，“就业”工作似乎就结束了。大学生在基层的事业发展，基层工作的职业吸引力建设，没有人更多关注。同样的“救急”行动，还有鼓励大学生创业——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在学生中进行创业教育的大学，却在就业时倡导学生去自主创业，听上去很美，可实际效果很差。
其三，“狠抓”就业率。诡异的是，随着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高校公布的就业率却越来越高，就业率反就业难而行，可想而知高校把就业功夫用到了什么地方，比如，有消息说，有高校要求毕业生必须拿就业协议来换毕业证，有高校要求导师解决学生就业问题，还有高校出面与企业签订学生假聘用合同。更雷人的是，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近日要求毕业生家长签署承诺书，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帮助孩子签订并上交就业协议书或灵活就业……
以上的“救急”思路，不知道还要延续到何时。从对教育发展和学生成长负责的角度，“救急”是一种不负责任，也难以为继的思维。要让大学生走出就业困境，必须下决心从头做起，打好基础。诚然，对于当年毕业生，从头做起，打好基础的“长线”建议可能不管用，可是，如果学校立即行动，对于3、4年之后的毕业生，不是还“来得及”吗？或者说，3、4年之前，学校就采取这种行动，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会陷入如此困境么？
对大学来说，有没有与其他高校不同的人才培养定位、有没有严格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有没有根据市场需要自主调整学科调整专业的机制、有没有从大学新生就开始进行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有没有信息充分的就业数据库、有没有对毕业生的调查与跟踪，如此等等，是保障大学生培养质量，让大学生顺利就业的前提。
对政府来说，引导与鼓励大学生去基层就业没有错，但是，吸收、容纳大学生最多的领域是服务业，以及对传统明升的升级换代(提升职业内涵)，如果不发展服务业，不提升自主创新与研发能力，社会其实需要不了那么多大学生，培养难以就业的大学生，必然是国家资源与个人资源的双重浪费。政府有必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明升结构调整，创造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
从今年起，每年将有6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就业大军，政府部门和大学，该采取务实的态度，系统审视高等教育发展，思考大学生的培养与使用了。教育与就业，本就不可“短线”操作。(作者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