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被实名质疑4个月，始终不作正面回应；另一边是被匿名网络质疑刚不久，就主动申请有关机构启动独立调查。“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正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而从媒体评论看，普遍认为朱学勤先生已经“领先半个身位”，其行为很像个男人（易中天先生语）。
有朋友在MSN上向我表达不同的意见，说对于同样是“抄袭嫌犯”，为何媒体会“美化”朱学勤先生，却“围攻”汪晖先生。难道“汪晖”没有沉默权吗？他为何要按照批评者的要求去向学校提出申请呢？
我并没有看到媒体在“美化”还是在“围攻”某人，那只是在表达一种对当前学人、学术规则的态度。而汪晖先生当然也有沉默权，可以对质疑、建议不理不睬。这位朋友有这样的想法——我注意到，网上还有不少人有类似的想法——主要因为把学术权利、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纠结在一起，混淆了彼此的界限。当然，造成这种纠结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学术界没有基本的规范。
对于学术争议，当事人有知情权、表达权、申诉权，当然也有沉默权，这些权利是平等的，行使这些权利，也确实不存在当事人的“高低”之别，也就是说，朱学勤先生针对他人的质疑主动去申诉，与汪晖先生针对他人的质疑放弃申诉不声不响，都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无可厚非。这就如对于法庭的判决，有人选择上诉，有人选择不再上诉，这都是正常的。
然而，对于学者而言，在学术权利之外，还有学术道德一说，简单地说，就是对学术规则的认同与自觉遵守。在西方学术界，有十分明确的学术不端处理程序，可是，研究者发现，这些程序，却很少启动。原因是，一旦某个学者被检举学术不端，而事实“黑字白纸”，当事人在不等学术不端处理程序启动之前，就会主动道歉、辞职，这为自己赢得尊重，也节省宝贵的学术资源。当然，如果事实并不明了，当事双方存在分歧，那么，学术不端的调查、听证、申诉程序将启动，当事人可在整个过程中充分使用属于自己的权利。
以学术道德来观察，眼下的“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走向，确实还难涉及道德层面——有人说汪晖采取“鸵鸟政策”，而问题是，汪晖本人其实是“受害者”：他受到别人的质疑，他不愿意采取合适的方式彻底清洗自己身上的“嫌疑”，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另外，整个学术不端的处理程序并没有启动，汪晖是有权沉默不说话的。再看朱学勤先生，他根据对自己的质疑进行申诉，在规范的学术不端处理中，也是实行自己的基本权利——正常地使用自己的权利，是无法上升到道德高度的。
可是，以学术规范意识而言，朱学勤先生的做法，却又是“更高明”的。当然，这要拜我国的学术界没有规范的处理程序所赐。如前文所言，在健全的学术规范体系中，自觉自己有错误的学者，会选择干脆地道歉、认错；而同样，自认没有不规范问题的学者，也不会任由他人指责、让自己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中——每个学者有坚持真理，维护学术神圣的道义责任，不容他人对学术进行玷污，学术不端调查、听证、申诉，正是学术自净的过程。这就如我们鼓励受害者大胆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而不是面对伤害采取忍让态度一样，前者表明公民拥有法律意识，而后者的法律素养则不高。
朱学勤先生说，自己愿意“为学术界积累一个注册”，这说的就是健全学术规则。这对于学术规则尚不健全的我国学术界而言，是有价值的。倘若我国学术界有规范的处理学术不端的程序，这其实用不着把学者的申诉也视为一种进步的——在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立五年来，朱学勤先生的申诉，还是第一起申诉事件，放眼全国，也找不到多少先例。而且，在规范的学术不端处理程序下，当学术不端的质疑出现，是应该不管当事人沉默或者申诉，都会启动调查程序的。
所以，在我们这里，才有“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的比较。这是由于学术规范没有建立，而把学术纷争引向个体责任的不幸局面，所谓的学术权利与学术道德，也显得似是而非——没有规范作为基本准绳，权利无从说起，道德观也十分错乱。所以，建立健全的学术规范，对于学术发展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一个超越汪晖和朱学勤是否涉嫌抄袭的命题，通过明晰的学术规则建设，方可维护每个学者的正当学术权益，创造学术自主的空间。
《明升体育app时报》 (2010-7-27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