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皇帝”唐骏被“打假斗士”方舟子揪出学位门事件，一起看似简单的真假之争，很快便由大洋彼岸的“野鸡大学”带来了蝴蝶效应：
随着“皇帝的新衣”一件件被扒掉，野鸡大学在国内的淘金明升链也被起底，一大批曾经披着镀金外套的社会精英，被曝光在西太平洋大学校友录上；诸多权贵名流一时自危，更是纷纷自我人肉修改简历；上市公司有的开始自查高管履历，有的刊发公告澄清高管学历，还有不少公司在招聘环节开始谨慎操作员工背景调查，求职者也主动将学历和学位调低；网络时代拥有了更多话语权的公众，更是民意汹涌高调围剿。
于是，一起打假事件发酵了整个社会，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而唐骏不过是社会肌体暴露的冰山一角，这一“出乎想象”的铮铮事实不由让人深深怅惘，曾经是敲门砖的文凭在许多成功人士那里只是一件金马褂，他们如此镀金，不过为了换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所谓“赢者通吃”，不同类型资本之间兑换的门槛在这些精英群体中被削低。“唐骏们”成为偶像的背后，是泛滥的成功学，在剧烈变迁的社会中，涌动的是人们对社会炼金术的迷狂。
当偶像坍塌，偶像的校友与个别的官员出来“挺唐”，人们发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社会结构断裂在加剧。一场打假成了一面透视社会百态的棱镜。学位门事件随着新刺激点的涌现将淡出舆论热点，事件最终会带来多大的社会意义，可能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整体理性地批判和每个个体的反思。
《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29期围绕此事件刊发一组封面报道《野鸡大学后遗症》，详情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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