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与“教授治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方式，都是针对“大学治理机制”而谈的。良好的、具有活力的、能够自我创新的大学治理机制，必定不可能是“官僚化的管理体制”（亦称“行政化”），这已经被大学千年的生成和发展历程所验证。
从我国现有高教体制改革历程来看，大学面临的最根本的一条规则就是几十年计划体制延伸下来的国家包办大学和统管大学办学事务，即所谓的“行政主导一切”。包括大学的办学经费、建设计划、教学课程、招生计划、校长等官员的任命（引申出有些校长被定为副部级）等等。
国家层面的“行政主导”，反映到大学内部，就是行政部门在校园内的“行政做大”。因为行政权力掌管着教师的命运，包括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申请、教学课程多少、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获得以及住房等等。这样一来，大学运作与政府部门的运作一样，其结果必然偏离其终极目标——学术自由、创造知识、培育人才、服务社会。
在笔者看来，讨论高校“去行政化”，实为变“行政化”为“服务化”的问题。
而教授治校是大学运转的体制保障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治学和治校，这两个方面同属大学良性运转的必备支撑条件，就像一驾马车的左右车轮，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
首先，教授治学是从教授的职业而谈的。大学教授是大学共同体中的主体，承担着教学及科研等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职责，俗称“做学问”，也可称之为“治学”。如果教授不治学，就如同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在生产线上做工，渔民不去打鱼，而都成了游手好闲之辈，实为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教授治学”的口号，自打它产生时起，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教授治学”这个职业过程有着独特的存在内涵，最为鲜明的就是勇于打破各种框框和有形无形的限制，才可能逐步做好。它与追逐经济利益、短期效益等行为有着鲜明对照，它要求有尽可能明晰和严格的程序以及权力控制。因此，“象牙塔”的运作才与众不同，那就是尽量减少外在权力的干预，而由这个职业群体自己管理自己的学术事务，由此产生“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中的“治”，是明确指向“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等相关的、遵循教育特殊规律的、积累发现和创造人类文明的”学术事务。只有教授群体才更好地懂得这一事务的内涵，就像渔夫清楚何时何地撒网捉鱼，而围观者不能轻重不分地乱加指挥，否则不但鱼儿不上网，渔船也有沉没的危险。
诚然，任何一个群体组织，只要有共同的目标，集合在一起，就离不开支撑其运作的行政事务。教授治校不是教授群体给大学打一般行政琐事的工，而是教授们真正拥有决定大学自身探究学问的决策权。这可能效率低，也可能有失误，但它是做学问的本真，求实的必然，完全不同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追求“大效率”的政绩工程。（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
《明升体育app时报》 (2010-8-17 A1 明升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