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2012年1月，北京将重启停了10余年的医院等级评审。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等4项指标将作为评级重要因素，不合格者将面临降级。此外，北京卫生局本月将完成本市二、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普查。检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完成不好的医院将被公开批评。（11月10日《北京晨报》）
在抗生素滥用问题上，医院显然是“大头”，北京的新政初衷可嘉，也有釜底抽薪的意思，但问题是，整饬抗生素滥用危机，光给医院念“紧箍咒”似乎效果有限。
因为在抗生素问题上，集结着医疗领域的诸多纠结：就患者而言，喜欢抗生素，起码有3个因素，相对便宜、速效，及其本身卫生健康知识的短缺；医生喜欢抗生素，也离不开3个因素，保险、利润高、效果好。
究其二者取向来看，起码寄寓着3层关系。
一是“以药养医”的分配机制，离开抗生素“返现”，医生如何获得体面的薪资？二是紧张的医患关系，互信断裂、公信未建，对抗生素的迷信不正是医患双方分外无奈的一种“妥协”？三是稀缺的医卫常识，在公众还沉溺于“排毒教父”林光常、“太医后人”刘弘章、“食疗专家”张悟本等所谓“养生专家”普法的阶段，信息不对称与医卫常识的匮乏就成了抗生素滥用最好的“推进器”。
值得注意的是，抗生素滥用之殇，绝不仅仅在医院的“药方”之上。一方面，尽管早在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文要求——自2004年7月起，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销售处方药——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几家药店墨守禁令，而区区1000元的罚款上限更成了制衡抗生素滥用的笑柄。
毕竟，就算医院不卖抗生素了，它总还有别的去处，而盘踞在抗生素身上的利益关系，显然不是医院与医生所能承受之重。抗生素滥用的板子，千万别再落入蜻蜓点水的窠臼了。
《明升体育app时报》 (2011-11-11 A1 明升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