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学术大师”？这是一个只能作经验性描述且多年来争论颇多的命题，一时不便作简单界定。我觉得可以从反方向来论证，即采用“排除法”来展开初步的梳理和辨析。我以为，根据当今学术界的现实情况，如下几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即：学术名流不是“学术大师”；学界高管（高官）不是“学术大师”；学术掮客不是“学术大师”。
学术名流不是“学术大师”。当今学术界，已被官场和商界中的不良习气严重浸染，学术炒作越来越厉害，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学术作秀”越来越多，各种媒体联手行动，造就了若干学术名流，他们或是借助将学术通俗化（包括“戏说”）的途径，或是借助“口头艺术”的力量，使得自己一时名气大振，能各领风骚三五天。由于他们缺少真正属于自己的精深学术研究（他们的兴趣和出发点也不在作真正的学术研究上），其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均为一般，虽然一段时间里尽显（尽享）学界“名流”风光，甚至也被某些人称为“大师”，但他们离真正的“学术大师”可谓十万八千里。
学界高管（高官）不是“学术大师”。当今学界高管（高官）中包括了多种成分，其中的一部分人士早年曾是作学术研究的，并可能取得过一定的学术成果，但由于后来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已多年不再作学术研究，可却在许多重大课题（项目）、重要奖项、大部头著作和论文中排名第一；学界高管（高官）中还有一部分人士，从来就没有做过学问，但一旦担任了学界高管（高官），一夜之间就变得权大学问大，学界的荣誉、名位、利益他都优先获得。客观地看，当今学界高管（高官）中上述两部分人士占了较大比重。今天，上述两部分人士虽然在学术界位高权重，领衔制造了许多“学术政绩工程”，权力大，名气大，影响大，获益大，但却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学术大师。
学术掮客不是“学术大师”。学术掮客，也称“学术批发商”、“学术包工头”，严重的或可称为“学霸”、“学阀”。这是“计划学术”时代（我们今天社会的经济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进步，而学术却仿佛循着相反的路向在走着，即越来越“计划化”，越来越“行政审批化”）特有的产物。当今学术界有一部分人士，采取各种手段（或者说是不择手段）“公关”，弄到一个又一个的省级和国家级的研究课题，他自己并不真正去做研究，而是向“学术打工仔”或“学术民工”（主要是高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等）发包，自己坐收渔利，不但赚得著作等身、名声显赫，而且大发科研课题（包括科研奖励）经费财。学术掮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成为“学霸”、“学阀”，“学霸”、“学阀”往往在学界称霸一方，其突出特点是在学界“通吃”，即学术课题（项目）、学术评奖、学术荣誉、学术职务等等都由他“通吃”。这些人在学术界往往名气很大，举足轻重，甚至以“学术大师”自居，但与真正的学术大师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只可能是日益败坏学术风气，因而阻遏学术大师的孕育和产生。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我们可以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学术名流、学界高管（高官）、学术掮客为学术大师。当然我们不能停留于上述分析，还应该进一步正面回答何谓“学术大师”的问题。在笔者这篇短文里不便展开具体分析，我想取一种比较简捷的途径，专此引用恩格斯在谈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说的一段话来作答，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期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我觉得，恩格斯上述这段话中所说的“巨人”的含义包括了“学术大师”在内，恩格斯上述这段话有两个要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学术大师”产生的客观条件，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即时代呼唤“巨人”，时代具备孕育、造就“巨人”的根本条件）；二是“学术大师”产生的主观条件，即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必须有“热情”（我觉得这里的“热情”可以理解为自觉的人文精神），必须学识非常全面、渊博等等。根据恩格斯的观点，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反问：我们今天的时代“需要巨人”吗？换一句话说，在今天这种浮躁、急功近利的环境下具备“巨人”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吗？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学术风气下，我们的学者还有多少人会满怀“热情”去“长期”努力？
（作者为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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