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教育部举行手机版通气会，通报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大学章程由学校起草，“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月10日《新京报》）
社会苦高校行政化久矣，它所附生出的重重弊端也早为观察者所窥见。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对大学章程制定的推动式表态，显然释放出了去行政化的实质信号。大学章程通俗地讲就是学校内的“宪章”或“宪法”，将大学章程的起草权基本归还给高校，以大学章程来总领高校的办学与发展精神，表明行政权力之手开始有意识地从大学校园中收回，不再无限制地膨胀。教育部门的相关态度，至少从形式上表明，管理者将开始对高校“松绑”，去行政化的前景值得想象。
不过，值得想象，却并不代表着可以完全兑现其制度善意。倘若仔细地分析教育主管部门的表态，我们会发现，大学章程政策并不完全排斥行政权力的介入，甚至规定了“主管部门介入高校章程制定，为了提高效率可提前介入”，主管部门介入的时机与程度如何，并无明确限定，它留存了太多的弹性空间，这样的表态显然与百姓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
事实上，说到大学自治，我们总会想起一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南国的大学自成立时起，就立志要做一所“不同的大学”，就时刻展现出其去行政化的使命，它既破又立，既不同于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也对传统的政府审批模式背过身去。然而，它至今仍然未获“转正”，并未得到教育部的批准，难以正式建校招生。
大学章程欲出，南科大安在？不得不说其中包含心酸的对比与落差：这边厢是教育主管部门真正着手于“去行政化”，那边厢却是一所致力于去行政化的大学至今仍然“妾身未明”。我当然没有讽刺教育部门的意思，但落差中间确实蕴涵了另一种改革思路的忽略：那就是，大学去行政化不妨从支持南科大试点开始。这并不是硬要为南科大争权益，而是作为一种常识，成功的改革从来都不是坐等批复与处理的，它需要先行者。既然教育主管部门意识到大学行政化之害，并展现出改革之急迫，那么，为何不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力量，让试图重构大学精神与气质的南科大先行一步，提供可做镜鉴的经验呢？
我丝毫不怀疑大学章程政策里的管理者焦灼，也充分理解管理者难以完全突围的局限性，只是，既然大学自治成为一种既定方向与发展共识，为何教育管理者依旧迟迟不肯眷顾一所持同样理念的“新大学”？在我看来，大学章程固然重要，但让围观者看到章程之可行或许更加攸关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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