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要经过怎样的历程？不少高校教师对此讳莫如深。
今年以来，由高校职称评审引发的社会关注不断：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因不满职称评审，挥拳打向评审委员会的教授；湖南省高校职称评审中，有评审委员在宾馆“开房收钱”；西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在网上公开宣布，以后不再参加“职称游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大学职称评审制度“病得不轻”。
职称评审制度到底患了什么病？它的程序是否公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病症一：程序“外紧内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职称评定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乱象丛生”，甚至，它的过程可以用“程序合理、规则严谨”来形容。
北京某大学副教授李易向记者还原了评职称的大致经过。“如果年底要进行职称评选，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学校会把相关规定发到院系，大家根据条件做准备；8月份，校方一般会确定名额、出台细则，并给予老师一两周的时间准备材料报名。材料一般一式三份，这时，报名的老师要先经过第一关，就是‘盲审’。‘盲审’制度是双向匿名，彼此不会知道对方的信息。这个过程会‘淘汰’掉少量的报名者，相对公平。通过‘盲审’后，老师们要通过第二关‘专家评议组’的审核。如果是经济管理专业，一般是中文、金融等‘文科评议组’专家进行评审，如果得到了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二，就进入第三关——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评议。学术委员会根据各项条件以及得票等标准综合考虑，评议出最终结果并进行公示。整个过程会历时3到4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种看似严谨的程序下，却滋生出各种“潜规则”。李易解释道：“比如‘盲审’，尽管双方的信息都保密，但学校之间却总有默契，因为，自己学校总有机会落到对方手里，大家对此心照不宣，除非真的说不过去，不然不会被‘盲审’拦住脚步的。当然，一个都不淘汰也说不过去，会象征性地淘汰掉准备不太充分的。”
同时，李易认为，评议组专家“外行评内行”，“他们往往是‘大文科’或‘大理科’的范围，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很难给出客观评价”。
而最不合理的却并不在此，李易认为：“‘专家评议组’一般只有一下午的时间投票，一摞摞资料他们翻完一遍都有难度，更何况是认真看。这样外紧内松的政策最容易滋生各种潜规则，而极低的通过率更助长了这种潜规则的‘发扬光大’。”
于是，出现种种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病症二：关系网的“侵蚀”
关系网，是职称评定绕不过去的坎儿。
“发稿子要找人，申请课题要找人，报名要找人，投票还要找人。总之，找不到人寸步难行。”李易说，“有几篇论文、有多少课题都是评职称的硬性条件，而这些，都要靠找人。”
厦门某大学老师李兴（化名）告诉记者，按学校规定，讲师评副教授要在权威期刊上发三篇论文，还要有几篇核心期刊论文。“就权威期刊发的论文数，达到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说，院里有两位青年教师工作六年还没完成任务。为了在评职称的先决条件上高人一筹，这个暑假他打算不回家看父母了，留在学校专心写论文。
任教于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找关系发论文和国内学术期刊的评审制度有关。他说，国外有一套比较好的制度来分配各种学术机会，比如学术期刊要进行双向匿名评审。“他们一般是编辑初审，然后送出去给专家审，用稿的权力在专家。而我们是编辑办刊，用不用稿子权力在编辑。”
申请课题也得“有关系”。李兴说：“课题评审中有很多问题。”根据他的经验，教育部课题“公正一点”，因为是网上匿名评审，“比较难知道评议人是谁，也就不好找关系去活动”。
而有的课题申请就不一样了。以国内某项评审为例，按程序，评审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门将材料寄给评议者，“这其实相当于知道评议者是谁了，有的老师就会比较积极地私下去活动。”最近，他在上海一所高校的同学，正在申请其中的课题，得知李兴所在学院的一位教授是评审者，就找到他，希望他去活动“照顾”一下他们的课题。
关系网越来越庞大细密，一些学校开始放权，把职称评审的权力下放到院系，“但学院院长又顶不住压力，因此，院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会影响投票的公正性。在现有体制下，谁人缘好、关系硬，谁就能评上。”上海那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评审中山头、派系色彩太厉害，不看水平，只看人”。
后遗症：学风浮躁
自从当大学老师以来，课题、职称的压力一直伴随着李兴。
每年学校都要制定一个总目标，然后分解到各学院，学院分解到各系，各系又分解到各个老师。“我们老师就要到处去找课题。”李兴说。
“大学职称评审的本质是对教师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的评价，可是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被异化了。”熊丙奇说，高校以课题、论文数量作为评职称的标准，“这看似很公平，但学术贡献的大小能用论文的多少来衡量吗？”他说：“我们的标准是关注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评审时很少有人看。”
熊丙奇把课题比作“学术化肥”：“现在职称评审比的是拿到国家学术化肥的能力，而非产生学术成果的能力。它不管产生成果的好坏，后果是滋生了浮躁的风气，破坏了学术生态。”
目前高校的职称评定标准大多是量化的，有人认为它只认论文不认人，相对客观，但李兴说：“这种量化的考核体制，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助长了学术浮躁。”李兴说，要发一类核心期刊，就要想方设法去拉关系，这对教师来说，“成何体统”？一些刊物办得不规范，而学校又要有数量，就只能给那些刊物写。李兴说：“这对你的研究约束性很强，你只能跟着他的指挥棒走，而自己感兴趣、有意愿做的研究往往因此耽搁下来。”
课题也是一个指挥棒，其题目绝大多数是现实性很强的。李兴认为：“这对比较基础的学科、纯理论的学科，比如思想史、哲学研究等是很不利的。而对学术的长远发展来说，基础学科又非常重要。”他感觉很无奈：“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抗拒，除真正的学术权威外，我们的圈子里，都要为申请课题去有意识地迎合，去找现实课题。”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一年到头，大家都在赶着申请课题，找能长时间吸引眼球的题目，很难静下心来，做社会关注之外的基础课题研究”。
李兴笑称：“现在的大学有点像企业，企业在推新产品，我们则在想新课题。”熊丙奇也认为，大学职称评审强调论文数量、期刊档次，导致高校教师努力去炮制论文，没有人沉下心来，花多年长时间去做一个课题。他说：“用这个来引导教学科研，结果是学术生态功利化，教师整体变得浮躁，突破性的成果很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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