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铃响了，一群学生一窝蜂地围到授课老师身边，问着课堂上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的场景在大学课堂上并不少见。
“一些人围在老师身边，更多的人在纠结是继续围上去还是先去吃饭。很多人选择了后者，但当他们从食堂回来后，发现老师还没走呢……”北京大学本科生冯寒野这样说。
这种情况的发生，直接反映了目前高校大班课教学缺少师生交流的现状。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升教学质量，北京大学在2012年秋季开学时，正式启动“小班课教学”的试点工作。两年来，全校共有16个院系开设了38门“小班课教学”课程。冯寒野和他的同学也成为了这次改革的受益者。
不久前，北京大学“小班教学”经验交流会在该校举行，数百位来自北大和外校的学生和老师参加了会议。对于他们而言，小班教学意味着什么呢？
老师：这是一次变革
冯寒野所在的院系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该院将经济学作为了小班教学的试点课程。交流会上，这门课程的小班课教师周黎安介绍了他们的经验。
据介绍，光华管理学院将大一学生分为十个小班，每班25人，每周安排两节小班课。这样的模式，该院已经试行了两年。
“为了上好小班课，我们集中了院里面很多骨干教师参与其中。而这些经历，其实不光对学生，对老师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程。”周黎安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小班教学是一次教学变革。
“在经济学领域，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都不相同，他们或许在某个领域很精通，但相互之间并不了解。”周黎安说，然而，小班教学需要集体备课。“我们把小班一学期的内容分为七八课。每位老师按研究领域和侧重分配一课，负责起草初稿。之后，老师们要集体对初稿进行讨论。这种安排不但让老师们有了观点的交流，更让一些有经验的老教师直接把经验传授给了年轻教师。”
当然，小班授课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教师备课方式的变革，还有课堂上教师本身的地位变革。
在发言中，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对该校的小班教学实践作了这样一番论述：这一工作的出发点是增加师生互动。为此，要改变传统“一言堂”的教学方法，进一步增进与学生的交流。
要“交流”就要改变老师在课堂上的位置。毕竟，只有平等了，才谈得上交流。
“小班教学的教育理念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这就要求老师要将自己定位为‘引导员’，和学生共同学习。因此，老师的教学重点是如何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批判思维，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发言中，有老师如是表示。而这番话在该校中文系教师钱志熙口中，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教学之道，非仅教也，更在于学。
学生：这是一座桥梁
当教师的教学方式作出改变时，直接影响的便是学生对课堂的感受。
在交流会之前，北京大学明升手机与分子工程学院曾针对其开设的小班课教学，在学生中进行了一番调查。如果说老师们对于小班教学最看重的是“交流”的话，那么学生们的态度则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受益匪浅。
“总体上来说，这门课是我大学生活一年以来，最符合我心目中对大学课程期望的科目。”一位学生如此直言。
在发言中，冯寒野把小班教学比作了一座桥梁。“作为大一新生，我们接受的中学教育是填鸭式的，同学间也缺乏足够交流。但大学的教育应该是启发式的，以研究为主。小班课就是这样一座将我们引向大学学习的桥梁。”
作为一种教学方式革新，小班教学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方面的益处显而易见，但这是否是小班教学的最大益处呢？有人并不这样认为。
“小班教学承载的最重要使命，其实是教会学生在一个共同体中，如何尊重别人。”发言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表示，小班教学在形式上是师生在小共同体内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意义除了知识的学习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到如何倾听别人的发言，如何尊重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甚至是愚蠢的意见。
“讨论不是听课，不是答疑，而是不断模拟公共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培养美德。目前我们的社会中充斥着众多有分歧的思想，但很多人并不会尊重不同的意见，这一点的训练就要从小班开始。” 强世功说。
助教：这是一种锻炼
在发言中，除了经验和收获外，老师们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比如，在光华管理学院、法学院等院系，小班课人数都在25人左右。而国外高校一般的小班规模都在20人以下。“学生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我们要开设更多小班，但老师的人数却是有限的。目前我们所有老师的工作量都严重饱和。”周黎安说。
也正是为了改变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该校大部分的试点学院都聘任了不少硕士和博士生担任小班课的助教。而这种平等的交流模式，不单对于师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对于这些助教而言，也是一种锻炼。
从2012年至今，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叶蕤已经连续三年担任该院小班课程的助教。在她看来，这份工作其实并不简单。
“每学期，我都要独立负责25~30名学生，批阅读书手机版和注册摘要，每周都要和学生讨论，还要给出占总成绩30%~40%的平时成绩。这是一份并不轻松的任务。”叶蕤说。
然而，这份天天和本科生打交道的工作，却也让这位博士生助教收获多多。
比如，法学院的小班教学很侧重经典研读。为了能让学生更贴近经典，更有效地展开讨论，助教们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自己的阅读积累要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幅度地超越学生。
“此外，我们的学生都很可爱，他们的讨论也不断促进我对法理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加深了我对教育的认识。可以说，这门课是我和法理学结缘的开始。”叶蕤说。
当然，助教也有着自己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教学经验的欠缺。为此，不少学员也着手进行了改进。比如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便开展了一系列集体培训，通过老师、有经验的助教与新助教间的互动，帮助后者更好地成长。但正如强世功所说，助教的问题“急不得”。
“助教的培养需要长年累月，只做一次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连续做下去，肯定会培养起一支合格的助教队伍。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耐心。”强世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