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习宜豪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维 赵玲瑜
2008年7月10日，江苏南通人才市场内挤满了前来报名应聘“村官”的大学生。 （CFP/图）
“表面上看起来乡镇人满为患，但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中心工作一波接一波，自上而下有很多的检查评比考核，需要更多的人手。”
“乡镇主要领导觉得村官下村后做不了什么事，在农村发挥的作用不如在乡镇大，就把大学生村官留在了乡镇。”
两年下来，大学生村官吴铭在农村里待的时间不超过10天。
被分配到豫西某小镇的第一天，他就“滞留”在镇机关里。打扫卫生、端茶倒水、收发文件，甚至是电脑维修工。
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愿意把自己称为乡镇机关的实习生，所有的工作围绕着镇里的大小领导打转。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累计选聘41万名大学生村官，在岗22万人——这个数据可以覆盖全国1/3的行政村。但事实上，这在岗的22万村官未能完全服务于农村。
以农村需要的名义获得大学生村官名额，再将大学生村官截留做乡镇辅助工作，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乡镇里也需要你们”
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早上7点半，山东某镇，镇政府十多平方米的四人间宿舍的闹钟会准时把罗琳叫醒。8时半，他要到镇政府信访办签到，然后接待前来上访的访民。
罗琳觉得自己的生活“像上了发条的钟摆”一样，每天“朝九晚五”地在宿舍和办公室之间的固定航道徘徊。
这样的生活与一般公务员没任何区别。但25岁的罗琳并不是公务员，而是被截留的大学生村官。
2012年夏天，在成为村官之前，罗琳早早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从报到的第一天起，他就丧失了机会。
在乡镇村官分配大会上，镇领导说：农村的条件艰苦，村官下村后很难管理。“乡镇里也需要你们”，镇领导还在大会上表达了他们对大学生的“爱才”、“惜才”之心。
一位往届的前辈曾安慰罗琳，能被乡镇政府截留也是一种荣耀，更优秀的还有可能被县级政府机关选用，“只有有能力的人才值得被截留”。
但事实是，2012年同期来到该镇的十多个大学生村官和他一样，全部被分配到了镇里的多个科室。
出生在山西农村的刘丁，一心想到农村“干一番事业”。2012年9月，他成为山西省某镇的大学生村官。但截止到2013年年底，他就一直在镇政府工作，这一年时间里，基本没有真正下过一次村。
在镇里，刘丁成了一名“多面手”，甚至一个人要做几份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录入一个信息平台，和为领导办公室打扫卫生。
当时镇里的纪检部门按照上级的要求，要做一个“阳光农廉网”的信息平台。但部门里仅纪检书记一人，最终纪检书记将七个大学生村官招到麾下，让他们成了信息记录员。
刘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和他的小伙伴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每月各村交上来的报表、统计信息、会议信息以及整年的农业资金的情况”。
此外，镇长、书记两个大概40平米的办公室和卧室每天都要打扫。“你需要扫地、倒烟灰缸、拉窗帘、浇花、开空调、整理杂志报纸等”，这样的工作，他坚持了半年。
和罗琳、刘丁一样，河北唐山、河南许昌、山东诸城、四川遂宁等地的多名大学生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他们身边的很多大学生村官被截留后分到了乡镇机关的办公室、司法、信访、民政等部门。
车颖曾是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石门镇的大学生村官，2013年考上公务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唐山的大学生村官制度落实得比较到位，每周可以有三到四天的时间下村，但是她仍然要兼顾石门镇统计部门的工作。
多份调查数据证明，截留大学生村官，并非个别现象。
一份来自村官内部的统计信息显示，699名大学生村官中只有269名村官一直待在村上，其余34人和396人分别被市县、乡镇机关借调截留。
江苏省大学生村官研究所对全国31个省份的4528名大学生村官进行调研后发现：有66.7%的大学生村官认为他们所在地区的村官被借调现象严重。
我来分配我来用
罗琳至今仍没有想通，被截留的大学生村官们拿着国家发的工资，而国家让做的事情，却什么没做，期满时拿着考核去应付。“这怎么可以？”
不是所有的大学生村官都心甘情愿被乡镇截留，有人还在微博上公开写了离开乡镇下村的请愿书。
但是，下村之路并不平坦。
一开始，刘丁对于镇里的强留，没有反抗，但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村官梦想。他自主创业成立了一个蘑菇农村合作社，这成为他每天晚上的加班内容。
晚上忙完镇里的活，刘丁就回到农村合作社，采蘑菇，洒水，一个人还要把几百斤的蘑菇装车，拉到三四十公里外县城的农贸市场上。他往往是忙到6点结束，然后8点钟还要到镇政府上班。
这样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刘丁也乐在其中。最终让他与镇里决裂，是2013年的村官考核。
因为刚开始几乎没去过村里，刘丁原本比较担心村里的评价。他小心翼翼地将考核表交给村支书。没想到，村支书依然给了他满分。“我本来以为村里面占得最重，能拉开差距，没想到都是100分。”
更重要的，还是镇里的评价。刘丁信心满满地以为能获得一个不错的考评，结果，考核时，他辛辛苦苦创立合作社只加1分。而他了解到，一个被评为三八红旗手的大学生村官却加了2分。
“原来她的亲戚，在县城的妇联工作。”这让刘丁颇为恼火，“我们怎么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活动。”
在研读了大学生村官的相关文件后，刘丁下定决心到农村去。“仔细读读文件，你就会发现组织要求你做的你全都没有做。”
幸运的是，2014年年初，该镇党委书记交接。刘丁写了数页的申请，最终打动了新来的镇党委书记。
王鹏是北京市某区县组织部干部，曾参与多年大学生村官的管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大学生村官的分配权和管理、考核权下放给了乡镇，这就为他们截留大学生村官提供了便利。
王鹏说，有的乡镇机关先按照科室的需求名额统计，再以村委会的名义进行申报，村官下来后就直接被截留在了科室，“有的村官一天都没有下过村”。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村委会并不愿意大学生村官下村，“很多村都是书记、主任一肩挑，派驻大学生村官相当于派了一个人制约村干部的权力”，这些村干部们比较排斥大学生村官。
全国大学生村官工程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李义良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确实也有大学生村官乐意被借调，工作和生活条件好，一心还想着要考公务员，待在镇里方便复习。而即便真心愿意下村的大学生村官也不敢违背领导的意思，“因为所有的考核权都在乡镇”。
从扩大数量到优化结构
2014年5月30日，在中组部召开的全国大学生村官座谈会上，中组部部长赵乐际提出要“优化整体结构，保持适度规模”。
国家层面的大学生村官制度始于2008年。当年4月，中组部、教育部、财政部和人保部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计划从2008年开始，每年选聘2万名大学生村官，连续选聘5年。
不过，当年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总人数就达到了13万人。此后，这一数量还以每年五六万的速度增长。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累计选聘了41万名大学生村官。
王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村官数量的急速膨胀，造成了分流极不合理。2008年第一年，北京就率先实现了每个行政村配两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
四部门的文件还明确规定，“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聘用期间必须在村里工作，乡镇以上机关及其他单位均不得借调使用”，在后来的多份文件中，这一政策均是要求如此执行。
然而，以借调等方式截留大学生村官现象，一开始就已经出现。
由全国大学生村官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胡跃高主编的《明升官网大学生村官发展手机版》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之间，西部地区有1/3左右的大学生村官基本不在岗。
而2010年9月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7%的大学生村官有被乡镇借调的经历，其中23%的人被长期借调到乡镇而不在村里工作。
胡跃高说，从全国整体来看，大学生村官被截留的比例超过了50%，中西部地区是村官被截留的重灾区。
他分析，大学生村官被截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区经济条件差，乡镇政府会考虑到村一级生活上吃住不方便；此外，乡镇一级政务管理工作比较繁重，大学生村官有热情有能力（比如熟悉计算机操作），正是最得力的工作者。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的肖唐镖教授坦言，自己的学生有的也是还没下村就被乡镇政府截留。“表面上看起来乡镇人满为患，但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中心工作一波接一波，自上而下有很多的检查评比考核，需要更多的人手。”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截留都是违规。在全国大学生村官工程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李义良看来，让大学生村官到村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到乡镇挂职锻炼一段时间，能加强和镇上各部门的联系。
而违规长期截留的情况，除了乡镇的实际工作压力以外，也与一些干部对大学生村官的认识和定位有关。“乡镇主要领导觉得村官下村后做不了什么事，在农村发挥的作用不如在乡镇大，就把大学生村官留在了乡镇。”李义良说。
（罗琳、吴铭、刘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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