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恩·汤森
不管有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的导师基本会倾向于从自己的经历中提取经验。我有一个博士学位，因此，我有理由说，我的导师们为我树立了成功的导师模范，他们是我的偶像。我可以说他们的方法有错，但同样的，我也会被他们影响乃至控制。
我非常喜欢讲述我第一位导师的荒谬故事——我成为他学生两年后，他都不记得我。尽管如此，我那时仍对他很敬畏，这些事情已经过去15年了，我依然对他怀有敬畏之情。
在我成为讲师之前，学术训练的课程都很常见，但对于我教学起不到太大帮助。他们教会了我一些技术性规则以及需求，但是如何教学、如何当好导师以及学术生涯如何规划，这些实际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提到。
和我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相处时，我做得还不错，有教给他具体知识的一些训练和练习，同时我也注重培养他在商业中的技巧。我对于自己在这方面挖掘自我的潜质感到很骄傲，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叫作“引导式发现”。随后，学生应当成为学习中的主导者的观念开始流行，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把握师生关系了。
我的学生最终结束学业、毕业然后独立。我猜想，他应该认为，因为我有这么多学生，有这么多责任，实在是太忙了。此外，作为成熟独立的人，我的学生依然需要一些清晰的、可达到的目标，在目标达成后，他们也需要鼓励，但我当时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当我完成第一个博士生的指导之前，我就迎来了第二个博士生；当第二个博士生毕业前，我已经有了六位要带的博士生。我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但我并不懂得如何管理一个团队。这些学生在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这令我操心导师工作的时间更少了。
像我之前的骄傲感一样，我是成功的，我所有学生都按时毕业，但事实上，他们读博的过程都十分努力，时而迷茫，感觉无助乃至失去希望。我觉得缺乏作为领导者的权力。我继续组织一些会议，填表格，审阅他们的项目，但事实上没什么帮助。我努力组织一些非正式的聚会，比如扑克之夜，但是效果却十分不理想。
我把所有学生的书桌都安排在一个很大的开放性实验室中，我认为，这会帮助他们交流，彼此间可以互相帮助。我本能地希望增强彼此的联系。是的，学生们的确互相帮助了，但是他们却牺牲了一部分隐私以及个人空间，也一度有摩擦及矛盾。我应当给他们自主权，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让他们有自己的办公室，可交流的公共咖啡间或者午餐休息。他们不需要独自工作，但是他们作为成人应当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时候交流，什么时候在属于自己的空间中工作。
我的每个学生在博二开始的时候都有过沮丧期。他们终于可以理解自己在努力做的是什么，但是并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我需要他们知道，这种情况很常见。但是提前告诉他们沮丧期，并不会起到多少帮助，有些人反而不会再申请读博了，我的教书生涯将伴随更多沮丧的学生而告终。
回顾过去，可能他们想念的是做事的能力。我应当给本科生以及一年级的博士生更多的讨论会、会议演讲或者工作，以及任何可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能够达到某个学习境界的事情。相反地，我做到的仅仅是他们一个哥们儿般的群体，告诉他们无力感总会过去。
我太过努力去做一个领导，却忘记我的身份还是一个教练。我清楚自己的学术水平，也知道如何引导学生做项目，但我不知道怎么培养信任、激励学生。我是一个不好的导师，而且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希望你们可以从我的教训中有所借鉴。
（作者系英国学者，曾任教于纽卡斯尔大学，韩琨编译）
《明升官网明升体育app报》 (2016-03-31 第7版 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