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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4月初，北京大学决定取消本学期退课费，并自下学期起，在学生所退课程后面加注退课标记。就在今年1月，主管学费定价的相关部门在检查北京大学后指出，延期退课费100元/学分，2013～2014年合计收费215万元，是有问题的收费项目。以上收费基本被确定为乱收费，并且可能要罚款。去年，清华大学的退课费也被相关部门定性为乱收费。这不仅是北大、清华两家高校面临的问题。不少大学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几年前，大学的“重修费”被定性为乱收费。
有关研究者认为，取消退课费加注退课标记，可能会导致大学学分制改革的倒退。站在完全学分制角度看，这一分析不无道理。学生选课之后再退课，会造成学校教育资源的浪费，退课学生当然应该承担补偿责任，这可弥补退课带来的浪费与损失，也可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对自己的选课、退课行为负责）。另外，相对于承担退课费来说，加注退课标记，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会有不利影响——学生们担心在学业成绩单上有某门课退课的标记，从而不敢退课，如此，退课机制就可能形同虚设了。
从国外大学的情况看，退课费是学分制教学管理中很正常的收费——既然为学分制，学生有选课自主权，与之对应，也就有退课权利，而为平衡学校教育资源、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就设计了退课费——可为何这在我国却变为了乱收费，被有关部门要求整顿取消呢？
事实上，不仅退课费被早前的社会舆论质疑为乱收费，还有重修费，也一直被质疑为教师故意让学生挂科然后收取重读费，甚至学分制收费制度，从整体上就被质疑为借学分制改革涨学费、乱收费。有关研究者呼吁我国有关部门要参与到高校改革中，理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律，形成改革合力，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为何社会舆论会把围绕学分制的收费改革——按学分收费、退课费、重修费，都质疑为乱收费，以至于有关部门要出手治理呢？
这是因为我国大学的完全学分制改革并不彻底。很多学校号称实行学分制，可是却仍旧是学年制，或者说学年学分制，只是把以前按学年收费，改为按修读课程学分收学费。一方面，学校由于缺乏办学自主权，必修课比重很大（有的高达80%以上），选修课比重低，学生并无多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这和国外实行学分制的大学很不同——由于国外学校自主办学，自主设置专业、开设课程，因此学校的课程很丰富，必修课所占比重大约不到40%，学生选课空间大。在自主选择课程空间很小的情况下，大学的学分制很难得到认同，有的学生就抱怨，学校课程体系没有任何改变，改成学分制收费后，学费一下子就上涨了；还有的学校开设的选修课，变为送学生学分的“水课”，学校收学分费，学生则凑学分。
另一方面，实行学分制，学生自主选课、选师，如何保障学生的权利，就十分重要。比如，学分收费的标准如何制订？每个学分的成本是多少，如何进行清晰的核算？选了课之后，发现教师不好，能不能退课？另外，如何防止老师的不公正评价，故意让学生挂科等等。对此，国外大学的做法是推进学生自治，发挥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监督、评价的作用。具体而言，学校在出台与学生利益相关的改革措施时，必须听取学生的意见，而不是由学校单方面决策；对于教师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学生可以通过学生自治组织，要求学校的教授委员会（或伦理委员会）对教师的行为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
概而言之，实行学分制教学是需要大学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在高校内部实行现代治理的。而我国大学并没有充分的自主权，而且也没有现代治理结构，结果导致学分制的变异。尤其是高校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收费项目的确定，也就没有公开的民主决策程序。对于这种收费，有关部门按乱收费处理，也就毫不奇怪，但这也陷入治理怪圈——行政部门的治理，依照的是行政逻辑，这只会强化行政权威，而并不利于推进学校的内部治理完善。
所以，从根本上说，要深入推进我国大学的学分制改革，关键还在于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学校现代治理能力。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性改革，离开了基础性改革，而在目前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治理框架内，借鉴国外的做法，推进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是缺乏土壤的。对于我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基础性改革是当务之急，这是最重要的教育供给侧改革。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明升官网明升体育app报》 (2016-04-14 第7版 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