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奇绘/光明图片
去菜场买菜或超市购物时，你是愿意使用免费提供的超薄塑料袋，还是花钱购买商家提供的塑料袋，或者自带环保购物袋呢？看似简单的一道选择题，在“限塑令”实施9年而效果却并不理想的当下提出，就显得不那么轻松了。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下发。这份被群众称为“限塑令”的通知明确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限塑令”实施初期，商场、超市、菜市场一度出现无免费塑料购物袋的局面，人们购物也开始使用其他材料的购物袋。当时的调查显示：全国3万多家塑料袋生产企业中，有一半左右停产或转产。可以说，效果相当显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免费塑料购物袋开始悄然回归，不仅“限塑令”刚出台时的明显效果不复存在，人们甚至感觉塑料袋的用量比以前更大了。
监管不力“白色污染”卷土重来
小商铺重新提供免费塑料袋，大商店继续售卖数量可观的塑料袋……9年过去了，政府颁布的“限塑令”最终未能有效控制“白色污染”，原因何在？
监管不力被认为是“限塑令”被“架空”的直接原因。想当初，超市、菜市场总是有人检查“限塑令”的执行效果，商家自然不敢放肆。但塑料袋的生产企业众多，销售渠道和使用场所更是五花八门，在旷日持久的“猫捉老鼠”游戏中，监管部门鞭长莫及，检查力度和频次跟不上，导致一些商家又肆无忌惮地提供、使用不符合要求的塑料袋。
在工程塑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季君晖看来，通过价格杠杆推行“限塑令”，效果当然有，却相当尴尬。“一方面，有偿使用塑料袋背后的价格弹性不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几毛钱的价格对一些精打细算的老年人或许还有一定影响，但对于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要单纯从经济上考虑，恐怕效果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消费者付费以后，会产生代偿心理，使用起塑料袋来反而会更理直气壮。”
多数消费者不在意塑料袋的成本，商家就有了提供的动力。
在浙江省杭州市屏风街农贸市场，记者发现每个摊位上都绑着一叠白色塑料袋。每称好一把青菜，摊贩就熟练地扯下一个袋子把青菜装进去。“袋子是免费的，大部分人需要我们提供袋子。”一位摊贩坦言。
小摊位随便给，大超市则从塑料袋的有偿使用中获利颇丰——手拎袋一律收费，连卷袋则以强制消费的方式转嫁到商品价格中。
此外，“限塑令”还面临随“互联网+”兴起的快递业和外卖业的新挑战，这恰恰是“限塑令”实施和监管的“灰色空间”。有数据显示，我国快递行业一年需要120亿个塑料袋、247亿米的封箱胶带；如果按照每个订单使用两个餐盒估算，目前国内互联网订餐平台一天使用的塑料餐盒数量约达4000万个。
看来，在互联网经济高歌猛进之时，小小塑料袋带来的影响远非当初“限塑令”设想的那么简单。
使用成本低“限塑令”收效甚微
“限塑令”旨在提高塑料袋获取的成本，让用户为使用塑料袋支付一定的费用，以减少塑料袋的使用。
家住山西省太原市并州路的李女士说：“随身携带购物袋不方便，也记不住，我只要去超市购物都会购买几个塑料袋，几毛钱就能解决的事，不必那么麻烦。”拥有李女士这样想法的消费者其实不在少数。显然，用低微的经济杠杆来控制购买、使用塑料袋，已被证明收效甚微，需要另想他法。
有专家建议，“限塑令”应该延长监管链条，不仅要限用，还要限售、限产，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同时发力。“不妨参考环保行业‘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将‘限塑令’的执行重点放在供给侧。可对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征收环保税，将环保成本转嫁给供给侧，并通过给予塑料袋回收商家补贴，从而控制供给并做到回收利用环节的环保化处理。”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冉冉在调研中发现，“限塑令”实施以来，塑料袋使用量仅减掉一成。“限塑的成本太低，消费者一般不会考虑几毛钱的塑料袋成本，导致不少大型超市每年仅出售塑料袋竟能赚上千万元，‘限塑令’实际成了‘卖塑令’。”为此，他建议改“限塑令”为“禁塑令”，各省市可根据情况给出“禁塑”时间表及具体实施细则。“此外，还应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的聚乙烯和聚氯乙烯塑料袋，改为可完全降解的聚乳酸等食品袋，并尽量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白色便利”不是绿色生活，伤害环境没有赢家
“记得‘限塑令’刚出来时，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也很重视。我用不穿的旧衣物做了好多购物袋，还送给邻居和同事，既方便、实用又环保。”家住北京市马家堡东路阳光花园小区的张女士回忆道。
不过据张女士观察，时间不长，公众的热情就开始急剧下降，目前自备购物袋的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自备购物袋的少之又少。“女儿5岁了，我经常带她一起购物。如果家里的大人购物时总是买塑料袋用，那么孩子们长大后又怎能养成自觉使用环保袋的习惯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无论是生产、销售还是使用方，如果因贪图一时的“白色便利”而至“限塑令”于不顾，其结果只能是满盘皆输——“表面看来，消费者短期似乎得到了方便，受损的却是长期的生存利益；超市等商家虽然赚得了金钱，却是以推诿责任与伤害环境为代价的”。
在他看来，治理“白色污染”，没有什么比改变人的动机和行为更重要，“用什么类型的塑料袋，都不如少用、正确使用对环境的贡献更大”。
2016年，杭州市环保志愿服务总队发起了“袋暖杭州”行动。志愿者们走进超市，向没带袋子的市民发放环保袋，并鼓励他们及时归还。活动过程中，志愿者做了一个小调查，发现每个家庭都有十几只闲置环保袋，如果这些袋子能被利用起来，将会有效减少塑料袋的使用率。
“一个袋子是小事，才几毛钱而已，但要大家都做起来，就是件大事了。”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孙毅说。
如今，“限塑令”已实施9年，其间的得失值得人们深思。严格监管方式、延长监管链条、呼唤科技进步、提升环保意识……未来的路怎么走有待重新审视。
在常纪文看来，眼下治理“白色污染”的外部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有利。“与过去相比，公众的绿色消费观念得到了很大提升，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人群也在不断壮大，完全可以倒逼生产者和销售商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本报北京6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张蕾 叶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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