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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宏鑫:“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明升体育app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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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宏鑫
讲述人:吴宏鑫(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家,明升官网明升体育app院院士、明升官网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航天和工业领域的自适应控制和智能控制理论与应用研究)
被讲述人:杨嘉墀(著名航天科技专家、仪器仪表与自动化专家、我国自动检测学奠基者,明升官网明升体育app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63”计划提出人之一)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1968年所里进行调整,我就成了航天502所(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杨嘉墀先生都被隔离审查。那时候,他是航天502所的副所长,我是所里一般工作人员。
本来我和杨先生两人互不相识,因为关在一个屋子,我们就成了朋友,那也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
审查室中的人生转折
“文革”时期我们的工作都被中断,每天就待在隔离审查室。当时我非常恼火,把我抓起来,实在是不服气,就经常在房间里发牢骚。
杨先生却一句话不说。他就坐在我前面,看书、写东西,我们两个人各做各的。有人叫,我们就出去接受审查。
后来我才知道,除了写检查、做交代,这期间杨先生竟然一直坚持做卫星控制方案。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把手稿放在抽屉里。
有一天,我又开始发牢骚。杨先生就问我:“你究竟有没有问题?”我说我当然没有问题。杨先生说:“没有问题,你就该干吗干吗去。不给你平反,你就什么都不干?十年以后,给你平反又怎样?你这十年都耽误了。”
从那以后,我也不吵了。不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开始学习。学英语、日语,学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这些专业课,这些都是当时大学里没学过的东西。
这是我跟杨先生学到的,如何在逆境中自处。
转行坐冷板凳
1978年平反以后,我本应该回到卫星方案总体组,继续研究卫星控制方案。杨先生则建议我不要再回去,让我转到航天器自适应控制这一块。当时我也不懂,还专门跑到上海去,请上海师范大学的王家声老师给我讲了一下。
回京后,我向杨先生汇报。我问杨先生,“这个东西现在有用吗?”他和我说:“现在没有,但未来一定会有用”。“你要想好了,若要干,至少要准备坐十年冷板凳。领导、同行都不会认可你。”他这么说,我反倒愿意干。
除了要求我有“坐冷板凳”准备,杨先生还希望我成为既能搞理论,又会搞工程的科研工作者。这样一来就有个“坏处”——“两头不是人”:搞理论的认为我是搞工程的,搞工程的觉得我是研究理论的。
但杨先生说,搞自动控制,就是要做这种人。这对我之后的科研方向影响很深。
杨先生还说,你先搞航天地面工程和“民用”工业系统的控制,那里可试验你的各种想法,等待条件成熟了就可在航天器控制上试验了。这实际上就是我后来的工作之路。
“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明升体育app家”
到了1989年,杨嘉墀先生、屠善澄先生和我定了一个目标,要搞航天器的智能自主控制。
什么是智能自主控制?杨先生曾在《明升官网空间计划中智能自主控制技术的发展》一文里给出了解释:在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期达到自主或半自主运行,使系统在全回路中完全或部分没有人参与下运行。他同时指出,明升官网发展智能自主控制技术有其必要性。
我们在那一年递交了空间智能自主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手机版。围绕这一目标,还制订了三个阶段的研究计划。
但由于一些原因,手机版一直未得到认可,有人提出申请“名字”要改一下。
杨先生坚持,“空间智能自主控制”一个字也不能改。他给出几点理由:第一,研究主体不能只有航天器,要放在整个空间,眼界要放宽;第二,航天器在天上,出了问题要经过故障分析和判断,只靠地面站控制,不及时也不安全;第三,将来天上不只一颗卫星,如果是几百颗卫星,出了问题要怎么管?管理人员、地面设备、测控费用怎么算?所以必须研究自主控制技术。
到2004年重点实验室申请获批,15年里申请手机版一共递交了11次,中间的阶段非常熬人。而且,由于我们当时的研究太超前了,为项目争取经费也很不容易。最开始是自然基金委在1986年的时候,给“全系数自适应控制方法”研究批了1万元经费。后来总装备部、科技部、科工局、五院等单位也先后给了资金支持。502所研究生、博士生等青年人才也通过这些项目成长起来。
现在看来,杨先生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得很远。他曾经说过:“你搞研究的,要看到20年之后。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明升体育app家。”
平易近人、不忘工作的杨老
杨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我与他相识多年,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
1980年,当时的系统所邀请外国专家来北京讲课交流,专门讲自适应控制这一块,但是两三天的课要收30块钱的报名费。
30块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哪交得起?那时,杨先生已经是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的所长。他跟我说,你不要急,这个钱我替你交。他帮我交了报名费,我拿着他的请帖去听的课。
听了课以后,我了解了当时在自适应控制这个领域,国际前沿的研究是什么。每次听完课回来,我都要去给杨先生汇报。
2003年我评上了院士,按常理大家都会道贺,但杨先生没有。他专门把我叫去,给我看了一篇文章,名字叫《院士要做遵纪守法自律的典范》。他和我说:“成为院士以后,找你的人多了,事情也多了,你要考虑清楚。”
杨先生还告诉我:“院士只是一种荣誉,你做工作,要对得起国家。”
杨先生、屠先生和我还有一个约定,就是聚在一起时,只谈学术问题,其他人事关系、干部任命都不谈。当时所里每星期一次的博士生导师组学术讨论,所长和副所长都必须参加,这是很了不起的。
杨先生去世前曾因为胯骨摔伤住院。我在他骨伤基本痊愈、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去看望。他一见到我,就开始谈工作的事情。当时杨先生的夫人徐斐也在,还劝我们等出了院再谈。没想到这之后,他因为被痰呛住,大脑失去知觉,一直到去世前也没办法说话。这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
杨先生那时叮嘱了我几件事:第一是坚定不移地继续研究智能自主控制,和领导要慢慢沟通好;第二是发展重点实验室,注重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第三是抓紧培养年轻科研人才,让学生尽早投入工作……
他当年叮嘱的这些事,我们还在做,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本报见习记者任芳言整理)
《明升官网明升体育app报》 (2018-12-05 第4版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