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教师师风师德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原本考查衡量教师学术水平的教师职称评定，也改革了评价标准。比如，去年颁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就明确提到要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
师风师德包含多方面内容和要求，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师生关系的规范，这也是公众十分关注的内容。近些年，媒体不时曝光极个别教师损害学生利益的恶行。仅以2020年为例，便接连爆发如河南大学某教师涉嫌性骚扰女学生、天津大学原硕士生举报其导师学术不端等事件。这些事件引起公众极大愤慨，也引发高校教师与学生如何相处的讨论和思考。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道德的问题上，社会对于教师的要求相对于普通人要高得多，是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所致。
一方面，教师的职业有其自身特点。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尊师重道传统，而教师地位尊崇的前提则是师道尊严、为人师表。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为人处世，教师自己要有良好的言行举止，才能教导影响学生。
另一方面，相对学生，教师天然具有地位优势。学生通常社会阅历不深、心智不成熟，教师队伍的极个别害群之马利用这种优势给学生施压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倘若没有师风师德约束，师生关系将会陷入混乱，甚至危及整个民族的文明传承。因此，师德有亏，即便专业能力再强，也不能胜任教师之职。
正因如此，教育一旦违反师德，其后果相对于普通人要更加严重。从媒体曝光的一些注册看，有些教师的行为并未达到触犯法律的程度，类似情况在职场上并不鲜见，但一旦涉事教师被认定违反师德，将终生贴上“德行有亏”的标签，对其教师职业发展是致命打击。这种“一次犯错、一生受挫”的处罚看似严厉，但其实是有其基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原因的。
2016年起，教育部启动教师职业改革，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部分大学也实施以“非升即走”为核心的长聘制改革。但在推行过程中，“退出”的标准引起很大争议，一些学校采取绩效考核、末位淘汰的做法与教育理念并不相符。然而在师德问题上，却形成了较高的共识，支持对师德违规问题采取“零容忍”强硬态度。相信未来教师因为师德问题被辞退的注册会越来越普遍。
此外，师风师德包含教师学术规范、个人品行等多方面内容。如何认定违反师风师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以大学师生相处为例，“师德”边界在哪里？高压之下会不会令教师遭遇人人自危、不知如何与学生相处的窘境？譬如，老师和学生特别是异性学生能不能单独吃饭聊天？老师和学生能不能闲暇时一起去娱乐休闲场所？翻看各种文件，似乎没有明确规定。这些具体问题是否需要制定“教师行为指南”一一回答呢？
在笔者看来，仅就师生相处而言，师德强调的是教师日常与学生相处的言谈举止得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遵守师德，做到“守礼身正”即可，无需用条条框框或者随身携带一本“教师行为指南”约束自己。
何为矩？何为礼？何为正？在笔者看来，判断标准其实不难，就是看是否经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围观”。假如教师在与学生日常交往时能心中坦荡、问心无愧，那就做到了“不逾矩”“守礼”和“身正”。这并非只是道德警示，事实上，当今信息社会教师与学生日常交往的点点滴滴已经通过短信、微信、邮件，以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被记录并保存。那些媒体曝光的严重违反师德的劣迹，哪一个不是涉事教师“万万没想到此事会被曝光”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需要自我约束，提高自身修养，努力在学生面前“扮演”好一个正面角色。教师与在学生面前保持的形象在自己亲密朋友和家人面前的形象不同，这并不是“虚伪”或者“端架子”，而是师道尊严使然。
与师风师德问题密切关联的另一种现象是，个别研究生因为导师要求严格，学业或毕业压力过大出现严重心理问题而选择轻生。家长与学校交涉时，拿着师生平时交流的微信、短信记录作为证据，指责导师平日对学生“严苛蛮横”，对学生的心理压力“不闻不问”，由此上升到违反师风师德的层面，强烈要求学校对导师严肃惩处并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现象下，一些老师不敢对学生在学业上严格要求，以平平安安顺利毕业为原则，处处宽松相待。但“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尽人皆知，没有师傅的严格要求，哪里有徒弟的真本领。一些原本希望通过严格要求帮助学生成长的老师，因为担心学生心理素质差惹出问题而进退两难。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总之，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成为一名受世人尊重、被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就要遵守教师的职业道德准则。在此意义上，师风师德不是施加于教师身上的枷锁镣铐，而是笼罩教师四周的光环彩霞，教师职业特有的尊严感也由此而生。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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