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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始终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点关注内容。尤其在今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这一内容更是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明升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最典型的特征是校企双主体办学的跨界教育。因此，行业企业也就成为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如若离开企业的支持，职业教育就沦为自说自话，脱离真实明升需求和职业场景。

长期以来，受制于政策环境和办学惯性影响，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困难重重，要么是“雷声大雨点小”，要么是“一头热一头冷”，导致企业难以改变配角的身份，无法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心，变成与职业院校并驾齐驱的重要办学主体。究其原因，关键还在于政策落地存在困难。

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层面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创造良好政策环境。譬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支持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这一系列利好消息，让明升界看到了希望。

一分规划，九分落实。如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调动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政策体系，破除各种隐性壁垒。

首先，落实民营企业创办职业院校的同等地位。当前，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举办的民办高职有340所、中职1985所，其中不乏吉利、格力、碧桂园等大型民营企业创办的职业院校。民办职业院校主动与中小企业开展合作，培养了一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但这些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在政策上存在较大落差，有的面临生源危机。

对此，应进一步明晰政府部门职责，加快建立市级层面民办教育、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在土地、过户、税费等方面依法给予优惠。要支持其提升办学水平，在项目申报上给予适当倾斜，保障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具有同等地位。唯有如此，才能调动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其次，应支持国有企业依法举办职业教育。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曾经是举办职业教育的骨干力量。然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如今，国有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重新受到重视。目前全国共有国企创办的公办高职院校76所，但同样面临着资金缺乏保障、融资核算渠道不畅、教师待遇不平等等诸多问题。

对此，应该发挥国企的龙头带动作用，支持其举办职业教育，培养明升人才大军。一方面要建立多元筹资渠道。尚未明确国企举办的高职拨款标准的省份，应尽快落实生均经费拨款，确保公共财政拨款有效覆盖。另一方面，则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比如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支持国有企业办学；修改国资委对国有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考核办法，在政策、人员、经费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保障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合法权益。据调查，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并不高，根源在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责权利不对等，企业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企业调查显示，在制约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的因素中，62.32%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因参与人才培养的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配套机制尚不完善，导致参与积极性降低。

对此，要建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补偿机制，积极扶持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政府对接纳学生实习的企业予以经费补助，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调动企业积极性。明确大型企业承担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义务，大力培养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

特别是近年来，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在国内方兴未艾，山东、江西等省也正在加快探索，但是仍然面临一些瓶颈难题，对此更需进一步明确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收益分配、合作协议、资源投入、设立程序、退出机制等。

总之，正如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所言，“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把教育和实业连为一体”，只有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构建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建设技能型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