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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元宇宙课堂 蒋飞供图

上海大学元宇宙毕业典礼  蒋飞供图

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你不能预先把那些点点滴滴串在一起，唯有你在未来回顾时，才会明白那些点点滴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已无法重新回到疫情之前面对面、全天候的工作和学习模式了。在全球教育机构培生集团发布的《2020年全球学习者调查手机版》中，全球超过3/4的学习者认为，疫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教育的认知。

就像快递提振了个性化消费，手机让口香糖“遇冷”，外卖让方便面“卖不动”，疫情又将把我们的学习方式引向何方？

重构能力——

在线上教学中提升“自我规划”能力

疫情期间，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张晓军就“线上学习的有效性”话题，关注了一个两三百人的学生样本。

他发现，对于线上教学代替线下教学，学生普遍存在焦虑感，甚至部分学生已有些“暴躁”。

在集体感较弱的环境下学习，对不少学生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很多时候，需要有其他人在旁边和你一起学习。“不是说陪伴者对他的学习有什么帮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支持。”张晓军说。

从前的课程安排、学习进度由学校规划，但疫情导致学生无法返校，“被规划”变成“自我规划”，这让部分学生无所适从。虽然意识到要去做自我管理，但依然有一部分学生直到最后都没能做好。

新问题的出现，其实是环境倒逼教学适应媒介属性。

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将媒介分为“冷媒介”与“热媒介”。

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清晰明确，接收者不需要动用更多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如象形文字、印刷品、照片、无声电影等。受众参与度低。

冷媒介传达的信息少而模糊，接收者在理解时需要动用多种感官配合和丰富的想象力，如漫画、拼音文字、电话、有声电影等。受众参与度高。

区分冷热媒介的主要判断依据是感官的调动程度。互联网偏向冷媒介的属性，决定了它要调动多种感官配合，才能实现有效沟通、理解。如果再按传统的方式授课，学生走神会变得更加频繁，毕竟在网络另一端哈欠连天比在课堂上要来得容易。

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学生的共同学习、自我学习能力就不会天然产生。

张晓军在《亚太地区的教育》课上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鼓励学生根据兴趣挑选国家，自行组成小组学习。

就这样，一门课被分成了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若干个小组。学生从一名被动的听课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

上这门课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研究生赵心悦喜欢看韩剧，做选择时很自然地选择了韩国。“我们先在小组中给每个人分配不同的研究方向，比如我研究课程体系，另一位同学研究授课方式，还有一位同学研究课程制度，在课上做现场展示，张老师对我们的研究成果做一些补充。”

从前，传统课堂讲授与讨论的比例大约是7：3,如今却正好颠倒了——线上教学与讨论的比例是3：7。

相比线下的研讨课，线上研讨课最大的特点是“跨越空间”。提前一周，张晓军会收集学生的问题，发给所在国的学者或学生。“我们讲韩国那一天，张老师邀请了韩国的学者在线和大家交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按自己的兴趣学习是一件这么有获得感的事。”赵心悦回忆道。

“疫情前，我们不是不能做这样的尝试，而是缺乏这方面的动力。疫情促使了教学上的反思。教师的任务不再是让学生学会知识，而是让他们学习如何在一门课上共同学习，怎样利用互联网的海量资源让学生的自主学习更有效。学生的任务不再是简单地接收信息，而是要学会自我管理，包括自己决定学什么、怎么学和什么时候学。”张晓军说，意识层面的重大转变，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线下教学仍有“迁移”作用。

“疫情期间，渴望交流是很多学生的诉求。”张晓军说，不得不提的是，共同学习中与他人的沟通能力也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线下交流有氛围和情感。年轻人会去酒吧、学院楼等独特的学习空间讨论，也不会从头到尾讨论学术话题。而线上的高效交流虽不见得人人喜欢——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本科生胡曦月线下固定讨论的5个小伙伴中，就有3人拒绝加入微信讨论组——但并不妨碍更多人入群讨论。

究竟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胡曦月觉得还是“人多好”，比如在讨论股票模型预测的问题时，金融数学的同学会以数学的思维解决问题，经济学的同学会偏向以因果关系进行文字阐述。“多种思维的交汇，让我们更好地解读了同一个问题。”

重构空间——

在元宇宙中实现“陪伴”学习

有氛围和情感的交流，在线上能否实现？

蒋飞试着解答这一问题。他是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数码艺术系教授，也是疫情期间上海第一批使用元宇宙教学的教师之一。

他的课堂是这样打开的。

“下面有请蒋老师上台点评。”只见一个穿着红色马甲、背着白书包的动漫小人，连续跳了3下，登上讲台，开始了作业点评。在元宇宙中，作业点评还是那个作业点评，只不过教室、师生都变成了动漫场景，时不时有三五个可爱的动漫小人蹦一蹦，走来走去。

更有趣的在后头……

“同学，你刚才被踢出去了，现在还坐在别人身上。”

“啊，我没有……”

原来，学生在电脑的另一端如果有3分钟不操作，就会自动被踢出去，再回来时便可能“一不留神”坐到其他同学身上。

除了上课，在讨论环节蒋飞一般是不太管纪律的。因为学生只有在“教室”里才能观看PPT，但上课的声音在“校园”每个角落都能听见。学生可以一边逛校园，一边参与讨论。即使学生在真实世界一边开着车，也能一边上课。

一到下课时间，连教师都迅速跑到“足球场”，跟学生切磋球技，“还是一名女生，明升官网女足比男足厉害”。

2020年，疫情大暴发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蒋飞就开始用虚拟替身的方式上课，开着双目摄像头，“那感觉有点像‘明升app官网直播带货’”。

疫情得到控制后，他便暂停了这一授课方式。

然而，今年3月上海突如其来的疫情，再次把师生阻隔在不同物理空间。蒋飞决定重启虚拟课堂，但“不想再走老路了”。

2021年是元宇宙元年，扎克伯格提出“元宇宙”的概念，Facebook更名为Meta，正式向元宇宙进军。

蒋飞和他的研究生也决定开发上海大学的元宇宙场景。从今年3月到5月，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先在元宇宙里给研究生上课，又推广到本科生，很快便一发不可收拾，吸引了不少教师加入。

“元宇宙课堂比腾讯会议等在线课堂更有沉浸感，虚实结合的授课方式让线上课程有了更丰富的体验。学生的专注度、到课率、作业完成情况等都明显好于后者。”蒋飞说。

比如，上课时，学生要操作鼠标变换角度，因为老师是走来走去的，老师讲的话会以文字的形式从头上冒出来，超出了视野，学生是看不到的。有时学生可能看不清楚板书，还会走到讲台上来观看。

“这与传统课堂中，学生规规矩矩地坐在台下迥然不同，为师生平等交流构筑了线上环境。”蒋飞说。同时，也为东西部地区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创造了更多可能。

当然，也会有人质疑，这究竟是在上课，还是在玩游戏？

参加元宇宙开发的上海大学研究生齐心语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她告诉《明升官网明升体育app报》，元宇宙课堂并不太适合需要高强度理解的课堂，学生需要记笔记，互动可能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但对于研讨式教学，需要师生有很好的交流互动且强度适中的课堂很适用，特别是数字媒体相关的课程。

在元宇宙中上课，后疫情时代可能会成为一种潮流吗？

“肯定要以学生反馈为主，年纪大的教师平时没有接触过游戏，未必会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而一些老师来自互联网企业，早已习惯了线上办公，接受起来会快一点。每所高校收集的大数据都会告诉老师们，该不该在元宇宙中上课、什么课程适合在元宇宙中上课。”蒋飞告诉《明升官网明升体育app报》。

在蒋飞眼中，元宇宙更强大的功能是陪伴。

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上海大学的元宇宙做成一个“共情”的空间，场景有70%相似之处，也有30%的不似之处。比如，疫情期间为师生拉琴、冲上热搜的小提琴手，大家熟悉的校园歌手，真实地出现在元宇宙中。“哪怕你已经对校园很熟悉了，依然会有新鲜感。”

不仅可以上课，上海大学元宇宙还曾举办过毕业论文答辩、校友会。团队中的小伙伴在此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巨大的钻戒从天而降，在现实中难以想象。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忘了师生的模样，线下见面时都觉得彼此应该长成元宇宙中的样子。”齐心语说，“经过测试，大家的精神状态并没有因此变差。说实在的，那段时间，我们压根儿就没太关注疫情。”

重构时间——

在科研周记、公众号中拾起碎片明升手机习

就算没有过多关注疫情，疫情中居家办公，大家也会明显感到“时间陡然增多了”。有人利用疫情的空档炼成了“厨神”“健身达人”，还有人的碎片化时间被各种“知识付费”平台占领。

“用好碎片化时间，其实对推动业务大有裨益。”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王崇臣说。

利用疫情居家的时间，王崇臣看了自己喜欢的书，为下学期的课程优化了教学内容和课件，在其中融入了最新科研成果，在家里录了一个微课素材，还做了一些动画方便学生理解……疫情既将互联网这种高效沟通的媒介推入他的生活中，也促使他去做有关“沉淀”的思考，而他又把反思用到了育人上面。

王崇臣曾在明升手机版(明升官网)发表过一篇博客文章，讲述如何高效利用时间。“我经常观察学生，发现从前学生说要做实验，就花费一个月时间，做得天昏地暗；接下来要静下心写论文，就‘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写论文。但写论文对学生来说比较难，写着写着往往就刷手机或趴着睡着了。坐在那里8个小时，可能连一两个小时的效率都没有。”

“提高效率之法，就是要‘换脑子’——不要一门心思地执著于一件事。”王崇臣说，这就好像正常教学与疫情教学的切换，让他有时间做“想做而不能做”的整理。

怎样让学生提高效率、做好沉淀、利用好碎片化时间，三个诉求汇成一点，让他想到了科研周记和公众号。

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衣晓虹向记者展示了她写的科研周记，上面并不是感受式记录，而是“科研笔记”，条分缕析地记录着实验进度、心得。王崇臣要求学生每周日18点前提交科研周记，他则在周日当晚通过批注、微信语音或腾讯会议给予及时的反馈、分析。

“如果只是临时整理，肯定整理得不全面，这就倒逼我们每天利用零散时间整理、分析实验结果。及时整理的好处是过后更不容易遗忘，需要用时也方便、省心。”衣晓虹说。

自从写科研周记以来，衣晓虹养成了一个习惯——同一个主题用不同颜色做上下周的区分，等她做完一个主题，把内容串联起来，便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篇完整的研究或综述论文思路。

疫情期间，很多课题组都在运行自己的公众号。王崇臣课题组的公众号虽然是在2019年前申请的，但疫情却成为了激活公众号的“密码”。“居家期间，师生有更多时间关注、思考本领域的文献，把文献整理之后传达给同行的行为很受欢迎。”王崇臣说。

衣晓虹和同学们每人负责业内的3~5个期刊，利用零散时间，把相关期刊网站上最新发表的文章整理出来，交给公众号轮值的同学统一发布，“这对把握学科前沿很有帮助”。

课题组学生发表的论文，也被做成PPT的视频讲解配合文字介绍发表在公众号中，“由作者本人讲述，既进一步理清了思路，又锻炼了表达能力”。低年级的同学主要做公众号的科普文章整理，这对他们打好基础很有帮助。

这种“换脑子”让一直有专注度困扰的衣晓虹不再执著于一件事，而是一下子做成了三件事，三件事之间还是相互促进的。

当然，每个人对“换脑子”的定义不同。衣晓虹笑着说：“王老师的‘换脑子’是从阅读理工科书籍转向人文社科书籍，而我们的‘换脑子’就真的是休息，毕竟一天在实验室里都要走上万步，刷刷剧是更开心的选择。”

原来，疫情就是这样重构了我们的学习方式。所幸，我们用它再造了一个新的学习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