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宿舍挂床帘、偷寄成绩单、建家长群、成立家委会……为何现在高校对大学生管理的手越伸越长？为何在明眼人看来违背大学生成长规律的管理方式，高校却不惜冒着学生的一致反对，也要坚持实施？
这是高校和大学生之间在个人成长、自由、隐私这些重要命题中的认知错位造成的吗？
笔者不认为高校管理者不懂最基本的教育理念。而且，对学生的管理越多，高校投入的人力、物力等管理成本也越多。笔者相信这些“反常”行为并非出于校方本意，而是制度和文化双重夹击下的无奈之举。
大学管理的“底线思维”
高校之所以越来越爱管学生的直接原因，一是确保学生不出事，二是绝不能得罪家长。
学生的安全是学校管理的首要任务。如今，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学生只要在校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学校承担的都近似“无限责任”。
对管理者和教师而言，无论能力多强，一旦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评职晋级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学校存在安全风险是客观事实。于是，为了尽可能降低事故率，学校会采取各种措施隔绝风险，为此甚至做出匪夷所思的行为，小学要求课间十分钟不准下楼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高校不许学生宿舍挂床帘，其背后的逻辑也是一致的。
学校之所以害怕承担风险，很重要的原因是官方在处理事故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对高校、学生和家长三方的责任划分可能有一些原则性规定，但实践中，由于具体规定不细致，很容易出现片面加大学校责任的情形。
很多高校都有过“校闹”的经历，这会严重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学校声誉造成负面影响。但因为缺乏有效的处置机制，校方往往只能妥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久而久之，高校成了惊弓之鸟。明知很多管理手段应对的只是极小概率风险，却还要做。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孩子出事故，学校很难对家长作出“理性人”的预估。于是，高校管理手段只能按最坏结果设置，这是如今学校普遍的“底线思维”——最重要的是做好防备。
也出于以上原因，高校欢迎家长共同参与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建家长群、成立家委会就变得顺理成章，其隐藏的动机是责任共担。
为家长制文化留下“后门”
对于高校的很多管理方式，许多家长是欣然接受的，甚至有些做法是家长主动要求的。其背后存在一个更深层次原因，让高校管理成为对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一种无奈“配合”。
明升官网的孩子不管多大，家长都热衷管他们。无论一个人青少年时代多么渴望独立，一旦成为家长，就会不自觉地沿袭过去的家长制文化。
那么，什么是家长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红楼梦》里的贾府。要想维护几百人聚居的大家族，必须建立严整的家庭秩序，这就会赋权给大家长，让他们拥有一切话语权。这样的家庭中，代际秩序森严，下一级对上一级只能服从。而随着大家族的瓦解，这种文化在小家庭的遗留会导致年青一代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和选择权，造成亲子关系的代际不平等。
这种家长制会演变出一系列不合理的道德逻辑，比如年轻人“不听话”就等同于“不孝顺”，要对其进行道德绑架。
家长制文化的延伸会造成很多父母没有学会“课题分离”（即分开事情或者问题的责任归属），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大包大揽、过度保护。
这种做法会弱化孩子独自应对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年轻人的成长是要经历失败、挫折的，孩子越早独立，长大了就越安全，反之，则只会培养“巨婴”。而孩子越表现得像巨婴，父母就越认为他们需要管理和保护，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学生进入大学就“躺平”，因为突然没人管了，而整天不学习、游戏人生、大量挂科，让父母更加坚信孩子不管不行。于是，学校、家长轮番上阵。这些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们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没有建立起自我，他们距离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太远了。
大学生独立的最基本体现就是能独立管理自己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但由于家长的过度保护和干预，学生失去了养成这些能力的机会。
“课题分离”的典型症状之二便是把孩子看作自己人生的全部，这一点更为致命。
没有完成自我独立的家长会把自己和孩子过度绑定，尤其是一些母亲在有了孩子后，逐渐丧失了对自我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照顾孩子。有人将其视为美德，但其实后患无穷。
我们曾发现过一些极端注册。比如一位母亲从孩子读本科、硕士再到博士，一路“陪读”。早已成年的孩子非常孤独、厌倦且痛苦，但又无力摆脱母亲的依附，最终得了精神疾病。
很多家长不会“陪读”，但他们的“雷达系统”会紧紧跟着孩子，要求高校建家长群、家委会的本质就在于此。有的家长天天要和孩子视频，时刻掌握他们的动向。这些家长的“想象力”总是格外丰富，在他们认为孩子“失联”的时间里，会想象出无数种可能的意外。
分不清爱与控制的边界，对孩子和家长而言都是一种伤害，结果换来的是不断的冲突、越来越深的隔阂，甚至是孩子对父母的怨恨。这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死穴”。
如今，由于“责任共担”的内在需求，有的高校不仅没有与滞后的家庭教育理念拉开距离，反而在客观上为部分家长控制孩子“开后门”。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总之，想要解决这一结构性的难题，既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帮助高校提高抗风险能力，纠正社会对于高校“无限责任”主体的错误认知，也需要广大家长群体摈弃传统家庭伦理文化中的某些滞后观念，建立起更健康的亲情关系。就这一点而言，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希望更多学生、家长参与这样的讨论和反思，这是行动的开始。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本报记者胡珉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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