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宋凯在家自杀离世。
1986年出生的宋凯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博士、博士后，2019年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曾有消息指出，宋凯生前为申请科研项目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所在的学院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因为没能达到学校的考核要求，宋凯退还了部分安家费，这是入职合同约定的条款，宋凯去世后，学校将给予其家属抚恤金。
宋凯的悲剧在学术圈内外引起普遍的关注和讨论。由于排名、学科评估与国家级科研项目获资助数量相挂钩，不少高校将后者纳入人才管理考核。
而澎湃手机版采访发现，当科研项目“KPI”化，许多青年教师陷入被动处境，不得不追逐热点，追求短平快的成果，有人为了申请到项目，三年换了三次研究方向。
“一个梯子没迈上去，就永远错过了列车”
海归博士张萌毕业回国时已经30多岁，和国内高校毕业的博士相比，年龄上并不占优势。
在她毕业的欧洲院校，博士申请需获得硕士学历，学制三到五年，但延期毕业是普遍现象。
张萌所在的研究组博士平均毕业率只有50%左右，平均就读时间达五六年。博导告诉她，他希望培养的不是科研“螺丝钉”，而是有能力发表顶级期刊的学者。这需要多年扎实且全面的学术训练，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加工出厂”。
直到博士毕业后一年，张萌才在毕业论文基础上发表了第一篇顶刊。
事实上，她所在的学校，申请博士毕业主要需经导师同意，并通过博士答辩委员会的评估即可。读博六年，她没有发表过论文，但这并不影响答辩委员会给她的博士毕业论文最高等级的评价。
2021年回国后，张萌赶上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度，即新聘教师需在聘期内达到考核要求，晋升到高一级职称，否则学校便不再续聘。
作为海归博士，她所接受的科研训练，不包含申请基金项目。据张萌了解，国内博士硕博期间，通常以师徒相授的方式，参与国家级项目课题组，从导师的“项目”中找一个分支课题进行研究。
在学术圈，“项目申请书”又叫“本子”。由于“本子”不像论文期刊一样公开可查，大量研究者害怕自己的“idea”被偷，不会轻易把研究选题和研究计划对外分享，优质的“本子”仅在同门师弟师妹间流传。
像张萌这样没有师门“码头”的海归博士，申请项目的第一步是找“本子”学习。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同行，同期入职的国内博士，都可以是收集“本子”的突破口。“当‘本子’样本足够多时，就能摸索出评审专家喜欢的表述风格。”张萌说。
但合格的“本子”要求远不止如此。2023年11月，国家基金委发布了《2023年度国家自然明升体育app基金项目申请集中接收与受理情况分析》一文，提到经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共1011项。不予受理的十大原因有“申请书缺项”、“研究期限填写错误”等。
入职后，张萌参加学校组织的国自科项目申请培训，讲座专家一再强调“态度”的重要性，以及“每一段的最后一行字数尽量饱满”、“不能出现错别字”。
“本子”一般由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计划、研究方法等几部分组成。多名学者看来，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向评审专家证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候选人——毕业院校、博士导师、合作者、学术平台、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著作，都会成为评审专家考量的因素。
有采访者透露，在国自科“同行评议”环节中，基金委会选出和申请人同一领域的几位专家，对项目进行等级打分。互相请托，以学院的力量组团打听“本子”下落的现象一直存在。“你有个学生的本子在我这里”、“我看到了你师妹的本子”，这些讯息在圈子里不胫而走。
国家自然明升体育app基金支持的项目类型包括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等，本意是推动青年明升体育app家的成长和发展，为其提供科研资金和资源支持。根据国自科方面的统计，2019年到2023年，青年项目申请量从100376项增长到134305项，四年时间里，增长率达33.8%。然而，项目资助率却徘徊在17%左右。
此外，国家自然明升体育app基金和国家社会明升体育app基金的青年项目申报条件要求男性不超过35周岁，女性不超过40周岁。
对于海归博士来说，申请青年项目的窗口期尤为短暂。2019年，宋凯完成海外学业，入职南京林业大学时，已经33岁，他只有两次申请机会。一旦错过，就只能和同领域的教授们竞争一般项目。
“80后”的林栋，也是一名海归博士。几年前，他所就职的“211”院校修改了晋职聘任条件，将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纳入考核。
当时林栋已经超过国家级青年项目的年龄要求。于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明升体育app研究项目（青年项目）上面，该项目男性年龄上限是40周岁。
过去几年，他申请过五次教育部的“项目”，换过三个研究方向，但依旧不得要领。
林栋说，国家级科研项目看重实践层面的意义，而不仅是理论贡献。读博期间，他的研究方向是批判性研究，显然不符合“项目”赛道。
为此，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每换一次“项目”赛道，都要重新积累论文和相关研究经历，“申请项目时，才可能有说服力。”
2018年，他开始从时事热点中找选题。那时，“乡村振兴”是很热的话题，林栋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本子”，但效果甚微。有项目经验的老师告诉他，乡村振兴偏经济学，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学背景，很难申请通过。
直到两年之后，林栋才找到新的项目研究方向，并从零开始学习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他解释说，为了体现“项目”的创新性，他所在的学科有不少老师到生理学、神经系统明升体育app、人工智能等领域跨学科寻找理论和研究视角，并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
成为大学教授，是林栋的职业目标。早在学校改革考核制度第一年，他就已达到学校评副教授所需的核心期刊和学术专著要求，但因为项目申请接连失利，如今，他仍是一名讲师。
项目卡住了不少青年教师。林栋告诉澎湃手机版，他所在的学院每年有两个晋职副教授的指标，但因为达标人数不够，多个指标都被浪费。去年，“没有人参评副教授，因为没有人符合条件。”
张萌形容，如果博士毕业时间晚，入职前两年又没有申请项目的意识，很可能“一个梯子没迈上去，就永远错过了列车。”
“破‘五唯’更像‘全都要’”
一年前，北大毕业的于辉是北京一所“211”院校的讲师。因为没有达到首个考核周期“论文”和“项目”的科研任务要求，他被学校辞退。
于辉说，他的研究偏小众，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研究管理学问题。研究的原创性和不确定性越高，失败的风险越大。2023年年底，他的论文才收到顶刊的第二轮评审意见。
院领导很欣赏他，曾给他建议，先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应付考核。为此，还帮他申请过两次延期考核。但于辉认为，如果一切向考核看齐，反而会对研究不利。
然而项目申报的压力层层传导，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旨在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虽然“双一流”评价要求中提到，要克服“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项目”倾向。但张萌观察，在学校执行层面，“破五唯”更像是“全都要”。
其中，“项目”是继“论文”之后，“双一流”评估的重要指标。在高校考核制度改革前夕，林栋所在高校的科研处找各院系的青年教师开会，讲到学校学科评估的压力，鼓励教师多出科研成果。
在张萌看来，项目也会反过来影响科研。对于需要使用昂贵的设备和技术的专业来说，如果申请不到项目，就无法独立开展科研。
根据公开论文可知，南林大副教授宋凯在博士、博士后期间，从事紫外光水消毒研究。2019年入职南林大后，转而加入妻子团队做生物燃料研究。据澎湃手机版了解，宋凯在学校的实验室不足30平方米，和学院的一名老师共用，且只有基础实验设备。
副教授佐铭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研究。在他看来，人文社科的研究不需要很多钱，没有基金项目支持，也能完成。但为了晋升教授，他也曾写了三年“本子”，一次未中。有评审反馈意见说：“你目前资历尚浅，这个项目没办法完成。”
佐铭觉得，评审专家的态度有些高高在上，并没有给出实用的建议。
他打比方说，做学术就像农民种地，基金项目就像化肥。高校驱动农民申请化肥，并把生产粮食和申请化肥的价值等同。“但我的田不需要施肥，也能长庄稼，为什么要把申请化肥当成指标？”
国家级基金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给优秀人才和高水平课题提供资助和支持。但在一些受访者看来，被纳入考核后，项目申请有些变了味。
每次学院开大会，领导鼓励教师踊跃申请项目时，佐铭都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他称之为“同侪压力”。
对此，林栋的感受尤为强烈。他说，现在学校的很多事情，他都选择不参加。前段时间，有前同事找他聚餐，他也没有参加。“别人已经是博导教授了，我去干嘛？”
在学院里，他越来越游离。妻子也认为“这么多年没评上副教授，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在被项目考核的“阴影”笼罩之前，他曾发表过顶刊，也在全省教学类的评比中获奖。
他选择按照社会对科研的要求“打磨”自己，或许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被尊重和肯定。
“给科研多一点耐心”，是受访者的共同呼声。
“用KPI管理学术”
近年来，随着一些高校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科研压力越发倒向青年教师。
张萌认为，国内的“非升即走”制度缺乏配套的保障机制。她以自己在欧洲高校的博导为例，为了给年轻教师减轻教学压力，博导和其他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会承担更多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
但在她工作的高校，学院的行政工作，比如疫情期间统计体温等上报任务基本由年轻教师承担。学院资深教授承接的企业课题，也会分派给研究方向并不太相关的年轻教师。
此外，教师一旦签下“非升即走”对赌协议，考核期内无法取得约定的科研成果，高校还可以要求教师返还安家费和住房补贴。
此前，一些高校的规定曾引发讨论。2021年6月17日，太原师范学院发布《太原师范学院引进和稳定高层次人才管理办法》，要求“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如未能晋升副教授（因指标原因未晋升除外），本人需服从学校安排转到后勤、保卫等服务保障岗位。”
2024年1月5日，一则《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常规副高岗位管理的通知》中规定，“新聘任的常规副高岗位教师,如果6年内未获聘准聘正高及以上岗位，应申请转为专职科研岗、实验工程岗，或不再续聘。”
“非升即走”制度，从面向讲师和助理教授，延伸至副教授，这背后是高校快速提高人才水平和科研成果的诉求。
1860年，哈佛大学率先提出新入职教师在一定聘期内必须晋升职称，否则学校不予续聘，形成“非升即走”制度。此后美国其他高校纷纷借鉴。
在国内，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首批推行“非升即走”制度的高校。“非升即走”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教师的科研产出，但也产生了负面作用。
据佐铭观察，学校每年分配到学院的长聘编制只有个位数，但新招进来的博士后可能有二三十人，大多数人会被淘汰。
“但池子越大，参与竞争的青年教师越多，学校的科研成果KPI越好。”佐铭感到痛惜：用KPI管理学术，可能会让学术被矮化。在他看来，学术需要长期投入，科研探索未必会有产出，有很多弯路要走。
“一个清晰的KPI标准和一个不清晰的学术创作之间引发的矛盾，压力最终由青年教师承担。”佐铭说。
2024年3月，西南财经大学公管学院副教授王思懿对澎湃手机版提到，六年聘期一到，大量青年教师因编制不足、未达到晋升要求等被淘汰，而高校又继续招新的青年教师，造成内卷的乱象。
高校教师的“供需关系”也影响着“非升即走”。2023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07万人，同比增长4.91%，而同年，我国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同比增长10.14%，且还在不断扩招。
王思懿认为，“非升即走”的压力，不仅给到了青年老师，还有未评上职称的老讲师，以及处于职业发展中期的副教授，乃至部分教授。为应对考核，老师们很难静下心来做研究。
给科研多一点耐心
离职后，于辉以研究员的身份回到北大，跟随博导做研究。
他记得，2014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去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证券金融公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工作，收入是他的三四倍。
对于自己的选择，他苦笑说，理想太重了。博导曾告诉他，国家花钱培养你，经过层层选拔到这里，如果不做这个领域的研究，可能未来几年内不会有人再关注它。
在高校做讲师，于辉月收入一万元左右。他认为，大多数人入职高校不是为了钱。但考核压力，使他们无法基于兴趣和探索创新的好奇心做研究。
佐铭希望，高校能够给予学者群体充分的信任，不只是靠行政管理向教师要业绩。他建议，高校选拔人才的标准可以定得高一些，招进来就要充分地尊重、培养、关怀，促进青年教师的发展。
在他看来，只做“达标”的研究，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只能培养精致而平庸的学者。在未来，很难推动学术的发展。
申请到国自科青年项目后，张萌并不担心三年后项目结题的绩效评估。她说，项目申请很难，结题很容易。“完成中期手机版，参加培训，发表几篇论文，上面提到研究受到基金项目的资助，基本就能通过结题评估。”
论文、项目可以量化考核，但教师对于教学的投入、对待学生的态度不易被量化，所以更容易被忽视。
张萌提到，教学是一项通过性考试。教师上够课时、没有被投诉、没有受到处分或者出现严重的教学事故，就能完成教学指标。因此，“教师教学做得再好，在整个评价体系里是不加分的。”
张萌建议，高校应该允许教师多元化发展，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比如有些教师擅长教学，有些教师擅长发表论文，有些教师擅长做横向课题，给企业培训。
然而，获得国家级“项目”一直是戴在教师头上的“紧箍咒”。
从2011年起，国家自然明升体育app基金将女性申请青年项目的年龄限制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希望为女性创造更为友好的科研环境。
张萌认为，如果青年项目能将男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放宽到38甚至40周岁，使得博士、博士后毕业时已经30多岁的男老师，在“非升即走”六年考核期内，都有机会申请青年项目，或许学术道路会走得更宽阔。
2023年，曾有网民在明升官网政府网提出青年明升体育app基金项目以博士毕业年限取代生理年龄限制的建议。
国家自然明升体育app基金委员会在这则建议下面回复道：“下一步我们将在着力把握人才成长规律和资助培养需要的基础上，统筹考虑人才资助体系的整体性，兼顾各方面诉求，认真研究该方案的合理性。”
对此，和“本子”较劲多年的林栋看得很淡。他认为，政策的制定需要经过反复推敲，自己不能“守株伺兔”。最重要的是打磨自己的“本子”，不管政策如何变化，都能适应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张萌、林栋、佐铭、于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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