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9月26日的《明升体育app》（Science）杂志报道说，您知道在什么时候红袜队的帽子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顶红袜队的帽子吗？那就是当它成为一种定义一个团体成员身份象征性的标志的时候。新的发现提示，当我们归属某一团体（其身份始终如一地是以某种类型的容易识别的标志作为象征）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更喜欢我们“自己这一类型”的倾向。当这些标志不是我们团体行为的可靠的指针时，这类的偏爱现象也较不容易形成。文化性的界限可以成为形成歧视、民族主义、宗教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基础，但是研究人员对这些界限首先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产生的所知甚少。
Charles Efferson及其同事开展一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由学生充当的自愿者在实验室中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游戏博奕。通过这一过程，这些人自发性地分成了不同的文化性的团组，他们由其选择的2种形状中的一种（即一种圆形或是一种三角形）而形成各自的团组。当实验被安排成个人可以根据他们所选的形状来预测其它人的行为的时候，团组内的偏爱现象就出现了，也即三角形小组的成员更愿意和其同一小组内的人进行交往，圆形小组的成员也同样是这样。这一试验的设置是不寻常的，因为这些团组在试验开始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它们是在试验的过程中才产生的。文章的作者说，他们的结果支持一种著名的进化假说，即文化过程以及生物学过程可以对个体所面临的选择性压力进行重塑，从而导致新的文化或遗传特性的产生。（来源：EurekAlert!中文版）
（《明升体育app》（
Science），Vol. 321. no. 5897, pp. 1844 - 1849，Charles Efferson，Ernst Feh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