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单纯的经济问题，可以用市场手段来解决。我们国家用十年的时间，花掉了上万亿的财富来发展高等教育。十年下来，新增了5000个亿的固定资产，但是也累积了2000个亿的巨额债务(平均每校1亿)。巨额债务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接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规范与发展。这也成为高校不可摆脱的心理包袱。据了解，仅仅是每年的利息，已经让不少学校透不过气来。可想而知，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高等教育将为此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学校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世界第一流的高校，亦无从谈起。
故此，今年的两会，北大的周其凤校长对如何处理2000亿大学债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则提出，“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而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高校债务如此严重，向社会伸手是不行的，也不能一味指望政府。高校就是国家财政建成的，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高校自身又是一个法人实体，在不具备基本的投入产出能力的情况下，经营决策都由政府越俎代疱，还怎么能要求纳税人继续为你偿还债务?
“提高学校收费”一策，客观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高等院校，却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消除债务的思路。高校收费这些年确实一直在增长，已经到了普通阶层承受的极限，但也应该看到，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是社会的诉求之一。在加强助学贷款、资助措施的同时，办高质量、高品质服务和高收费的学校，也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回头想想2000亿债务的形成，总有不少人不由自主地埋怨扩招的冒进。但是，十年前高等教育确实有发展的需要，学校的扩充与发展是应时所需。而政府则热情地成为了“高教大跃进”的强力推手，不但勾画了发展思路，还作主为学校借了巨额款项。地皮、贷款、担保、学校规模，该办的基本包办，该想的也帮你想好了。这样一来，无论是谁在这个位置上，都理所当然地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不懂技术，也不承担风险和责任。
不知有没有人想过，高校这些年发展欠了一屁股债不说，还赔上了自己的诚信，这是更大的损失。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都由长辈(或上司)替他做了所有的决定，背了所有的责任，就等于把他成长的可能性剥夺了，长大后他很可能变得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由高校巨额债务话题牵扯出来的，恐怕最主要还是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的弊病。十年发展，尽管是学术的殿堂，思想的发源地，仍然找不到一个会想问题的头脑，会算账的经营者，会提出问题、承担风险，善于扭转的管理人。而只是一味理直气壮地推卸责任，向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伸手，多么可惜!
这才是高等教育暴露出来的更大危机。
高校有病，十年发展更积重难返。当此之际，更应该秉着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并且，趁着由于金融系统的相对通融和政府的大力担保，2000亿债务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坏账的时候，及时查明病因，理清病理，不讳疾忌医，不惜下“猛药”，方有根治的希望。
策一倒闭。假使欠债的是民办高校，事情就简单得多了。民办学校自主经营，一切风险责任自负，如果资不抵债，无力偿还的话，最常见的处理就是宣布倒闭。由公共资源直接投入的高等院校，能不能倒闭?理论上是可以的。远有国企倒闭的前车可资借鉴，还有近年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幼儿园的撤并处理可作参考。最大的副作用也只是学生安置问题。其它无非是一批既得利益者失去了自肥的来源，有什么不可以呢？
策二改制。退一步说，如果因为学校是公办的不能倒闭，那么改制或者债权重组也能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由社会机构或个人出资收购，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可以帮助高校摆脱一部分令人头疼的债务问题。转而由民间承担，并实施对学校的管理。前提是厘清产权结构，以及承担一点所谓资产流失的风险。话说回来，现在高校面临的风险还有比2000亿债务更大吗?只要限定转制的过程公平透明、转制后仍用于高等教育，那么，现有的高校资产只不过是从一主体流转到其它主体，还在社会上用于办教育，并不存在流失问题。
策三债务清算重组，财务基金管理。高等教育既然要走向国际，在财务管理上也可以参照世界高校的常见作法，产权债务重组，无论归属，先成立财务管理基金，向校务管理和理事会公开，再讨论学校经营管理方略、债务偿还办法。其实，这是高校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必经之路。高校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要长大成人，不管是不是追求跻身世界名校之列，都必须真正履行自身的法律定位和社会职能。现阶段，独立学术、独立财政和独立管理就是高校证明自身实力的试金石。
谁的游戏，谁来买单，要视乎我们的高校能否真正地长大成人，独立承担职责和使命，真正成为现代社会架构中的建设力和推动力。无论采用什么法子，只要能把道理说得通，把账目厘清楚，把游戏规则制订好，2000亿的债务，还是不难找到解决办法。怕就怕我们的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花数千亿买不回来一个教训，既学不到现代管理思维和国际视野，也找不到一个精明的教育经营管理人才。如此，再多的钱填进去，也等于白白扔进大海，糟蹋了社会财富不说，还污染了大自然。
（作者系民办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