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追问
周恩来总理于1969年10月下旬视察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那天的故事在航天界被传为美谈。
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许多卫星部件嵌有毛主席像章，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孙家栋几经犹豫，终于借总理视察的机会鼓起了勇气：“从政治感情上讲，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装毛主席像章完全可以理解。但从技术角度讲，这样做一是会导致卫星重量超限，二是可能会影响卫星上天后的正常工作。”
周总理指出，不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明升体育app，你们看一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没有处处挂毛主席像章。回去以后，孙家栋传达了周总理的原话，方才解决这一棘手难题。
在这次采访中，孙家栋还向我透露了另一个历史细节：东方红一号卫星在1970年4月24日21:50准确入轨，可为什么要在第二天才对外公布发射成功的消息呢？
当晚，地面测控系统监测到星箭分离、卫星入轨之后，好消息立即手机版给了周总理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办公室打来电话：“总理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说卫星发射成功了？”
正在相互拥抱、祝贺成功的孙家栋和同伴们傻眼了：“当时的测控网无法全程跟踪，卫星也已飞离测控范围，谁能保证它绝对不出问题？我们只好等待卫星第二圈绕回来。那几个小时真是难熬，等到喀什测控站终于捕捉到卫星绕回来的信号，我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
“周总理对明升体育app的严谨态度至今深深影响着我。”孙家栋说。
钱学森的沉默
钱学森的言传身教同样让孙家栋一生受用。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只待出厂之前的最后检测。按惯例，火箭制导平台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找孙家栋商量：“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装了？”孙家栋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他惴惴不安地向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作了汇报。
钱学森并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工人师傅仔细研磨后再试装。那种精密部件研磨起来很费时间，钱学森来到现场也不说话，背着手走来走去。孙家栋和工人师傅从下午一点一直干到第二天清晨才装好，钱学森就一直陪着，大家几次劝他休息，他就是不走。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批评我，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此后，孙家栋在工作中严抓质量，再也不敢有丝毫放松。
孙家栋的眼泪
有才而性缓，有智而气和，无大悲大喜，无大急大怒，慈眉善目的孙家栋天生一副好脾性。
不过，在发射卫星的非常时刻，在每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节点，哪怕是最善于控制情感的人，感情的洪流也会奔泻而出。孙家栋笑说：“搞航天的，失败了掉眼泪，成功了也掉眼泪。”
我们记得他成功时的泪水。2007年11月5日，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的扬声器里传出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消息时，大家击掌欢呼，而孙家栋却走到僻静的角落，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泪。这个镜头被摄影师抢拍了下来，无数电视观众为之动容。
他时常记得失败时的泪水。1974年11月5日，运载火箭在点火飞行20秒后失衡，连同“尖兵一号”卫星凌空爆炸，沙漠中腾起火海。“那个惨劲，令人痛心不已。”孙家栋说，“我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号啕大哭。”为了查找原因，大家把沙漠翻了一尺多深，用筛子把炸碎的残骸一样一样筛出来，总算找到了“元凶”——一根断了铜芯的导线。
流泪，是因为对这份事业倾注了太多的热爱。当日日夜夜的心血凝成那一柱冲天的火光，它的行踪又怎能不牵动每一根神经？
那一张又一张前往西昌的机票，那一双又一双穿破了的布鞋，那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无不写满了他对航天事业的深爱。好几次，半夜或凌晨，老伴儿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儿不见了——他又在窗前看月亮。她为他搬张椅子，披件衣服，轻手轻脚的，不敢打乱他的思绪。他就这么一直看啊看，想啊想，直到天际泛白、月亮隐去。
我问他：“航天精神里头哪一条最重要？”
“热爱。”他不假思索，“如果你不热爱，就谈不上奋斗、奉献、严谨、协作、负责、创新……”
因为有爱，他可以拥有勇气，敢于承担——1974年11月5日11时，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进入发射倒计时，离最后的点火口令只剩几十秒。然而，这时的卫星却没有收到“成功转内电”的信号，这意味着火箭将带着一颗不能正常供电、毫无用途的铁疙瘩升入太空。如果按正常程序逐级上报并撤销发射命令，时间根本来不及。千钧一发之际，只听见孙家栋一声大喊：“停止发射！”发射程序戛然而止，孙家栋却由于神经高度紧张昏厥了过去。
因为有爱，他可以冥思苦想，频出妙招——为了消耗卫星富余功率、维持整体热平衡，孙家栋想出了串联功耗电阻的妙招。为了提高实践一号卫星的附舱温度、保障仪器正常工作，他又给卫星装上两片金光闪闪的“耳朵”，吸收更多太阳能量。
因为有爱，他可以心无旁骛，看淡名利——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国防科委推荐了以钱学森为首的17位功臣，到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周总理欢度“五·一”。由于孙家栋的“成分”问题，他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待遇。几十年后，有记者问他那天的心情，他说：“那时候追求个人荣誉的念头不那么强烈，没什么失落感。我到前门大栅栏，给夫人抢购了一件红毛衣，就高高兴兴回家了。”
因为有爱，他可以心怀远忧，战斗不息——“几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最先进的武器是买不来的，军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技术。”他掏出肺腑之言，更以一名老航天人的职守带出了一批批航天新兵。
他收拾好了再次开赴西昌的行囊。他说过：“等到我不走了，就是走不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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