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找心中的“桃花源”，曾经的北大教师王青松夫妇遁入深山，一住十几年。
十几年间张梅只出山两次，一次是换二代身份证，一次是存折挂失。儿子自出生基本没出过大山，与一群黑山羊为伴。
王青松曾是北大的好学生
遁世者：曾是主流意义上的好学生
十几年来，他杳无音信，只偶尔活在老同学的各种猜测里，出国了，出家了，自杀了……
3月19日，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接到一个电话：“我是王青松！”声若洪钟，曾经熟悉的信阳口音让唐师曾猛然回过神来，这是他消失多年的北大国政系79级同学，在37楼432室住他下铺一年半的大哥。十几年来，他杳无音信，只偶尔活在老同学的各种猜测里，出国了，出家了，自杀了……
打来电话第二天，王青松就现身了，还带来“特供”的野鸡蛋、芹菜、羊肉、羊油、红豆、黑豆、大米，给因战地采访健康受损的唐师曾补身体。这消失的十几年在王青松口中则是“桃花源”式的隐士生活与世隔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唯一购买的物资是食盐。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王青松是个主流意义上的好学生：北大国政系79级学士、北大法律系83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同学们也不理解，他怎么会把这一切都抛弃了。
在国政系79级的58人中，22岁的他以河南信阳机要干部出身的“老大哥”形象出现，一来就被任命为团支书，在学校的形象也是一板一眼，西装革履，哪怕从宿舍到教室几步路，脚上还穿着皮鞋。小他6岁的唐师曾在《我钻进了金字塔》中调侃：“他举手投足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自然更让我们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
进入信阳地委机要局是他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机要局反而不要干部子弟，怕社会关系多互相传信息。一段古汉语没标点让你看一遍背下来，还有记电话号码，我一天能把500个电话号码对号入座。”机要干部的训练让他应对北大的学习和考试易如反掌。
报考北大时，他犹豫是考国政还是法律，问当时同事，同事说：“你看是检察院上我们这儿汇报工作，还是我们到他们那儿汇报工作？”王青松一下子恍然。不过本科毕业后，他发现法律系好找工作，又转而报考了法律系研究生，后留校任教。
人生转弯：内心里总会走到这一步的
他愿意知行合一，把向内同时作为一种人生实践，回到山里看看古书，养个儿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王青松的人生转了弯。因为老家离白马寺不远，他从小练过武，到北大后又爱读老庄，在1985年“养生热”时，开始在北大教授养生。其同学说，这是他一次极其成功的投机。
养生为王青松带来了声名，还有财富。他成了北大一协会的明星，后来法律系看他影响大了，让他为系里创收，在外开设一周养生班，每人收费10元。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梅也是当时来养生班看热闹的学员之一，刚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比他小12岁，他在人群里一眼看到她就说：“气质好。”
1990年后，他一下子从顶峰跌落，在学校的境遇也急转直下。“当时，我报考哲学系汤一介先生的博士生，单科和总分都考了第一名，学校竟然不予录取。第二年转考法律系，依然。”他说，那时候感觉自己像个风筝，被几万根线拉着，永远也飞不高。另一方面，他觉得对养生已经研究透彻了，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内心需求。
“我后来也不断问自己，如果读了北大的博士，会不会后来的路就不同了？妻子张梅很坚定，‘你内心里总会走到这一步的’。”王青松说。他觉得隐居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对内心的关注，而现在的社会大方向则是向外看。他愿意知行合一，把向内同时作为一种人生实践，回到山里看看古书，养个儿子。而驱使他们一步步远离人群的一个引子，只是“为了呼一口新鲜空气”。
“从‘文明’到‘蛮荒’，我们一步一步往后退，已经走得太远了。就像鸟，越飞越远，出自寻觅的本能。但现实中大部分人停在一处就不飞了。”王青松说。1994年，搬到北京与河北交界附近的山区，那里有座岳父的老房子，租地10亩。去北大上一次课要坐5个多小时公交车，耕地也无人照管，于是妻子张梅在1998年毅然辞职，而他则在2000年后脱离北大，承包荒山2500亩，从此与世隔绝。
山中十年：对外物统统不以为意
“我听得出，他身在高位濒临崩溃的压力，而他不知道我内心里有多富有。”
从北京一直向北，高速路走两个小时，路两侧的风景越来越开阔。下了高速再开10公里则是狭窄的乡村公路，直至一个山沟里的村庄，是一段铁门阻挡的碎石子路面，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王青松从这里面的深山里走出来接我们。他说，里面的路还要步行半个多小时，除了他们一家和工人，没有外人进入，是纯天然的世外桃源。而往外每走一层，都会多一层辐射；林间小路，碎石路，沥青路，高速路，县城，城市……每进一个人，也多一层污染。他这些年平均每月才去一次县城，一年才进一次北京。出来一次，“自己带饭、带水、带被褥，即便这样，回来胸口就得不舒服3天”。
眼前的他全然没有当年西装革履的模样，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两手老茧。不过，他满面红光，头发又黑又密，对这些“外物”统统不以为意。“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外在，吃什么，穿什么，没看到内在。一个富豪同学看到唐师曾博客从广东打来电话说：‘你怎么成这样了！你缺多少钱我都能给，不能让你们一家这么受苦。’我听得出，他身在高位濒临崩溃的压力，而他不知我内心里有多富有。”
通了柏油路的村庄下，他手一挥说：“这路边是我初期来这里承包的20亩地，种了些花生、玉米、柏树……”村里的一所房子是他岳父的老房子，他和妻子1994年住过一段。里面散落着他们俩最后的社会化印记：北大发的写字桌，两把上世纪80年代时兴的花布单人沙发，抽屉里有1997级“行政法学试题”。
不过，它很快被王青松夫妇放弃了，又每年花300块钱租下了前面一栋村民眼里的“破房子”青砖，木窗，土墙，泥地。“我们觉得这些和人本性相融。”
